摘要：阿来的《尘埃落定》塑造了性格迥异的男人和命运各不相同的女人。在这个两性世界里，不仅隐藏着作家性别想象的个体心理，也难以逾越地蕴含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性别文化形态和藏族性别文化色彩。《尘埃落定》通过合理的性别想象，传达了作家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性别文化形态的理解，展示了20世纪上半期川西藏区土司制度瓦解背景下男权社会的两性关系和性别文化，特别是借助傻子二少爷这个奇特人物的爱情和婚姻，构建平等、自由、自主的新型两性关系，折射出藏族奴隶制社会现代性的萌芽。
关键词：阿来小说;《尘埃落定》;性别想象;性别文化形态;现代性萌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小说的性别想象既是作家的性别意识的流露，也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形态的表现。《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20世纪上半期四川西部藏区土司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和最后的土司们的生活变迁和覆亡历程，其中人物形象众多，从性别的角度可以简化为男性和女性两类。作家的性别意识属于个体心理。世界上既然有男人和女人，不同的人对男人是什么，女人是什么，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当然，个体的观点也会受时代的影响。时代是一个大背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家庭经验、个人生命历程等是小背景，众多因素叠加，形成作家的性别意识。小说中流露的作家的性别意识一般是隐蔽的，因为作家写小说不是在阐释自己的性别观念，而是在描绘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就《尘埃落定》描绘的社会生活来看，作家需要回到历史中，也就是说，该作品的性别想象必须符合其描写的社会历史的真实。可见，分析一部小说的性别想象，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作家隐蔽的性别意识，一是特定社会历史的性别文化形态。
一、《尘埃落定》隐藏着阿来怎样的性别意识
阿来是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的藏族作家，由于母亲是藏族，他天生会说藏语，又由于生活在普及现代汉语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上小学开始就学会了汉语。通过高考上过师范学校，当过小学、中学教师，通过写作成为编辑，创作成名后在成都做过出版人。从阿来的人生经历看，他是从荒野草地走出来并融入大都市的藏族作家，他的性别意识应该是具有现代文明色彩的社会文化的体现。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理世界里，关于男人和女人及其关系的界定，至少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在政治、法律等方面表述的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等价值立场相一致。这是无需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是在此前提下，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流露的具有个人情感色彩的隐蔽的、深度的性别意识。也就是说，通过小说分析作家的性别想象时，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作家隐蔽的、深度的性别意识，不是停留在社会文化层面，而是进入个体心理层面;不是在“一种人类的分类方法，它或指男性或指女性，不包含内质判断，不掺杂情感色彩”[1]1的层面研究“所谓性别”，而是探讨作家内心深处的性别观念和对不同性别的丰富性的思考以及态度。这在本质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人物形象研究，而是属于创作心理研究。
让我们回到作品，通过分析《尘埃落定》中阿来对一些人物的命运安排和描写心态，讨论这个问题。
（一）《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及作家的创作态度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精心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虽然是土司制度下的人物，但是，通过分析阿来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和命运安排，可以概括出作家的女性观和他对不同类型女性的态度。总的来说，阿来对女性是尊重的，欣赏的，好奇的，爱护的，对女性中的不幸者给予了同情。他是反对男尊女卑观念的，不认为女性生而低贱，基本上持有环境决定人性的思想。作为一个男性作家，他是带着一点隐藏不住的优越感在描写女性，表现为把女性描写为感性的、多变的、享乐的，注重容貌和打扮的，喜好小聪明的，甚至是心甘情愿依附男性的，尽管这种描写可能源自人物塑造的需要，符合历史真实的客观要求，但叙述态度中的男性优越感还是难以掩饰地流露出来了。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天生的局限，就是他无法以女性经验描写女性，因而难以摆脱男性经验的一些固有观念。
1.傻子的母亲土司太太及与其有对比意义的女性
《尘埃落定》以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麦其土司家的二儿子的口吻进行叙述，这个人物的奇特在于似傻非傻，居于神性与人性之间，有超乎常人的聪明，又有不合常理的特别之处，因而被人们通常看成傻子。傻子替作者代言，即阿来把叙述的视角安放在一个奇特的人物身上;因此，作者的心理体验将不可避免地在傻子这个人物身上流露出来。由于“傻子”和作者之间有一种隐蔽的对应关系，分析傻子的心理世界，无疑可以揭示作家的价值观念、性别意识等创作心理。本文仅限于讨论性别想象背后的性别意识问题。
《尘埃落定》对傻子母亲土司太太的描写可谓着墨颇多，她无疑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之一。从叙述的角度看，由于她占据十分具有优势的母亲地位，作品对她的描写基本上用了欣赏的眼光。她的美丽、智谋、故作高雅和管理才干以及驾驭土司的能力，都被以赞赏的笔调表现出来，甚至她的凶狠、残酷、贪婪也是被放在受害者本能反应的情境下和统治者固有的本性条件下被表现。总之，她从始至终都是一个高贵的恰如其分的土司太太，纵使在结尾揭示了她的出人意料的妓女出身，也并不能改变其土司太太的高贵光环，更不能说明作者对她的人生命运做了有意的贬损安排。恰恰相反，作品通过土司太太的传奇人生，传达了一种女性观：女人不是生而低贱的，环境可以改变人性。女性纵使有卑微的命运，也是值得同情的。当土司太太在最后的时光对她的儿子说：“她感到最满意的还是从一个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从一个下贱的女人变成了土司太太，变成了一个正经女人”，然后以一个富贵者的心满意足的方式吞食鸦片而亡。这样的命运安排尽管难以摆脱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局限性，但是，也算是一个女人充分实现了她的生命理想，甚至可以说，土司太太作为一个女性，完成了生命蜕变过程，实现了凤凰涅槃，她成功地由汉地妓女变成了高贵的土司太太。谁又能说她不是一个成功的母亲形象呢？就故事的叙述而言，对土司太太总体上是尊重的，尽管对她的处心积虑、用尽心机、心狠手辣、习性难改等品行进行了嘲讽，但是，作品对她的生命主体价值的实现还是肯定的，甚至是赞美的。这不仅是土司太太傻儿子的态度，也是作者的态度。因为土司太太是聪慧的，美丽的，而人类是不能拒绝智慧和美丽的。可见，阿来对女性是宽容的，没有出身一类的偏见，而且，他通过土司太太的命运批判了这种偏见。这种批判隐藏在人物形象塑造中，而不是直接表现为人物形象的内涵。也就是说，土司太太这个人物形象本身不存在批判出身偏见的意识，她恰恰是一个彻底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人物，深谙“骨头”、“根子”一类的先天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