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汪曾祺以《异秉》开辟自己走向事业巅峰的道路之际，他已过花甲之年。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汪曾祺以晚年心态去面对写作时，该因素会怎样左右他的创作，其创作又将呈现出何种风貌。该文仅以其小说创作为对象，对汪曾祺的晚年心态和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探微。
关键词：汪曾祺 晚年心态 小说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1）04-00８９－０４
作者简介：吴晨（1986—），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是在“文革文学”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在大量的“反思”、“伤痕”文学作品中，汪曾祺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学风貌，他以晚年特有的心态给浮躁的文坛带去了恬淡之风。他以一个长者的口吻介入文学，尤其是在小说方面，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一、回忆：故土旧梦
在汪曾祺眼中，“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的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的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① （P.461 ）十年尴尬的经历，让已上了年纪的汪曾祺面对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时选择了缄默，他重拾起40年代的斑驳岁月，将回忆限定于故土，回归已被割裂的现代传统。
虽然汪曾祺在19岁就离开高邮外出求学，且在昆明前后也不过待了七年时间，但实际上他晚年的创作大部分都是以高邮和昆明为背景的，两个故乡是他创作素材中的宝贵财富。我们不妨以汪曾祺的高邮叙述来看。如果把所有关于高邮的短篇集结在一起，那就是一部其家乡的风俗人物志：酱园、保全堂、车匠店、烧饼铺、竹厂、染坊；还有五小、善因寺、石头路、傅公桥；以及薛大娘、戴车匠、王淡人、陈小手、侉奶奶……无不被烙上“汪曾祺”式的印记。汪曾祺曾回答过为何总会选择家乡作为题材背景：“人到晚年，思乡之情变得更为强烈。……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迫切的写作欲望。”② （P.193 ）童年时期的记忆让经历过无数坎坷的汪曾祺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他饱含深情、不厌其烦地勾勒着记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的故乡风情。而另一方面，跨过四十余年的空白，当汪曾祺再度审视家乡的时候，他的笔调却又不自觉地带上“陌生化”的倾向，记忆的重现与复合都带有距离感。如《大淖记事》中真正叙述巧云和十一子之间故事的篇幅很少，大量的精力花在了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上，就连保安团都费了好些笔墨；又如《异秉》，王二家的发家史却穿插了当地的许多其他介绍，保全堂的“管事”、“执事”，牛肉的分类和制作等。各种风俗描写不但没有显得累赘，反而将乡情衬托得格外厚重，回忆无形中把老人的生命拉长了。
汪曾祺对故乡的怀念开创了新时期小说地域叙述的先河，小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铺子、几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往往就构成了故事的全貌。也正是老人的怀旧，让原本充满戏谑、讽刺的文章笼上了温和的外衣。尽管汪曾祺一再表示，自己是“贴着人物写”，但透过温和的外衣，我们更能体会到汪曾祺作为一位老人、长者的豁达与深情。这是典型的“老人叙述”：对过往人事娓娓道来，有真实、有想象，更有迟暮之年的睿智与平和。生活中的世态炎凉依旧存在，面对自己无法解决也不想涉足的现状，汪曾祺拼凑起回忆的碎片，此时的故土已不单单是回忆，而是逃避现实的桃源。
二、儿童视角：不泯的童心
童年经验在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③ （P.103 ）。童年时代的记忆和经历甚至会影响作家的写作倾向和意图。晚年的汪曾祺在回忆时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童年，他用永不消失的童心真诚地面对世界，从而构造出充满诗情的、田园牧歌般的意境。
老人是充满童趣的。“老人叙述”在走向生命终结的时候，仿佛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人们常说
“老小孩”，对于汪曾祺来说，童年的回忆就像一个迟到的失乐园，在经历了过多的苦难后，显得弥足珍贵。席建彬把汪曾祺儿童视角的作品用“回忆——儿童——真”④ （P.99 ）结构加以概括，认为汪曾祺通过用儿童的视角体现对回忆的渗透和叙述，从而表达出纯真的一面。以《受戒》为例，在明子和小英子的眼里，庵赵庄与荸荠庵充满了乐趣。我们随着明子看到了和尚诵经、放焰口等常规庙事，也看到了杀猪、打牌、娶妻、放田收租等破戒之事。和尚本是出家人，即可理解为是一种“出世”的表现，而《受戒》中他们的行为又取“入世”的态度，汪曾祺用风俗画的写法将二者的反差十分自然地书写，充满了谐趣。
老人又是充满睿智的。我们透过汪曾祺笔下的儿童视角看到了另一种真实——被大环境所压抑的生命的本真得以在儿童身上彰显。也正是因为是从儿童视角出发，让我们体会出作者试图摆脱现实世界的冷漠与荒诞、回归善与美的意愿。明代思想家李贽在《焚书·续焚书》中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用儿童的眼睛来发现世界、展现世界，有时会更加富有张力和冲击感。《黄油烙饼》是汪曾祺第一篇用儿童视角写的作品。文章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背景，用黄油隐喻奶奶的爱，作为一个亲情符号加以保存，然而从干部食堂飘来的黄油香却打破了这样的平静，年幼的萧胜不断发问：“为什么干部开会就能吃黄油烙饼？”父母没有给萧胜明确的答案，可是当萧胜看到妈妈做的烙饼时，却忍不住咧嘴哭了，因为奶奶再也回不来了。萧胜的哭声隐藏着深深的愤怒，是汪曾祺对人性、对社会现实的愤怒，别样的真实通过萧胜的眼泪得以放大，也更加震慑人心。《虐猫》是汪曾祺在80年代写的涉及文革时期的作品，汪曾祺通过一群孩子对猫的虐待来折射那个畸形的年代。当孩子们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折磨猫的时候，大人们正同猫一样，经历着残酷的折磨。当最后一个孩子的父亲因受不了折磨而跳楼时，孩子们默默地放走了猫。尽管汪曾祺没有一句赘言，但透过儿童视角，我们看到了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看到了孩子们关于人性和现实的思考，看到了孩子们的成熟与成长，带着悲戚的味道，闪耀着真实的光芒。
儿童视角成了晚年汪曾祺弥补现实与回忆鸿沟的粘合剂，这帮助他成功跨越了现代与当代的豁口，成为他晚年写作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三、小人物：随遇而安
汪曾祺在重返文坛之际，还能在《受戒》《大淖记事》中渲染出明快清新的基调，即使主人公面临欺侮和困难，读者也总能明显地感受到人性的美好与纯真。因为“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汪曾祺着力挖掘出小人物生活的现实状态，那就是挣扎与无奈。《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王瘦吾，前者的鞭炮生意因一纸禁令一落千丈，为了生计不得变相地“卖”了闺女，后者只不过想为女儿买双白球鞋却屡遭艰辛；《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沅，只不过是想专心研究自己的农科事业，并攒钱为父亲立块墓碑；《徙》中的高北溟也只是想保住自己的职业，并希望能为老师做点什么……然而这许多微不足道的心愿却难以实现，小人物们背负着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压力，苦苦地挣扎，被动而无奈地承受着命运赐予的苦难。在汪曾祺90年代的小说中，这样的悲哀愈加明显且沉重。无论是《卖眼镜的宝应人》中的宝应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表栓被火点着，还是《露水》中萍水相逢的男女努力抗争却仍敌不过贫困的折磨；无论是《兽医》里顺子妈旧孝换新妆的人生无常，还是《鲍团长》中喜爱书法却在求教时遭人鄙夷的心酸委屈……朱光潜曾说：“尽管人物性格在近代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形式的命运。”汪曾祺用平静的语调将小人物的不幸和痛苦放大到了极致，对于命运的不公和苦难进行着微弱的抗议，对于挣扎着的人们以温暖同情的怜悯。
汪曾祺以长者的慈爱和平和，用“老人叙述”关注着这些小人物，对于小人物，他和其师沈从文一样怀揣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故乡的人们靠着自己的手艺赚取生存的资本，汪曾祺对他们充满同情，“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他用随遇而安的态度为小人物们找到生命解脱的出口。尽管“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⑤ （P.299 ）。《异秉》中王二的发家史将保全堂的“管事”、“刀上”、“相公”和其他的闲人们凝结在一起，这些平时看似懒散无心的人对命运的玄幻有着本能的顺从与敬畏。带着发家的美好愿望，竟不约而同地在茅房里发力，郜元宝将此概括为是一种“颓败的认真”和“滑稽的庄严”⑥ （P.220 ），但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言，他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理解，用一丝不苟的笔墨描绘出卑微生命里不可侵犯的尊严。于是，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也可看到为人拉皮条但却认真当作事业来做的薛大娘，总想占人便宜最后却因偷窃而受罚的地保李三，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但人缘极好的金大力，乐于助人、不记得失的王淡人……他们都是小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人神共泣的壮举，但这些小人物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处事方式，谁也改不了。
“随遇而安”是汪曾祺熬过动荡年代的支柱，“‘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⑦ （P.140 ）得知世事不过如此，那随遇而安就成了生活下去最后的态度。《大淖记事》中十一子受伤，父亲又不能劳作，巧云怎么办呢？但事实是巧云没有经过太多考虑，把爹用过的箩筐找出来，磕磕尘土，就去挑担挣“活钱”了，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在不顺的境遇面前，不得已去劳作，但巧云依旧快乐地希望十一子好起来，这就是随遇而安，不是消极，而是一种从容。在汪曾祺眼里，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他在谈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时说：“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随遇而安地活着、从容坚韧地撑着，也难怪汪曾祺会在为徐卓人的小说集《你先去彼岸》作序时无限感慨：“是的，日子就这么过来了。”
四、消逝：很多歌消失了
晚年的汪曾祺在接续传统中复活，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方式也承接着传统的脉络。有一门手艺是传统人世中最吃得开的本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满心眷恋着传统风色的汪曾祺对手艺人及其一手绝活总是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以画喜神为业的管又萍能把人画得形神兼备；热心帮人处理婚丧嫁娶的吕虎臣居然留下了一部礼俗大全；侯银匠靠制银打银为业总能打造出别无二家的银饰……这些手艺承载着传统民风民俗的印记，承载着汪曾祺的旧梦，他似乎是以悼亡的心态向这些曾经绚烂过的技艺告别。
汪曾祺努力地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希望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以此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但他无可回避的是，他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时代，而他终生不移的梦也渐行渐远。“他没有显赫的政治资本值得炫耀，没有一度蒙垢却终于洗清的名誉值得‘恢复’。……他只能回归80年代初还无人想起的40年代——那被全民族遗忘的至今也还面目模糊的斑驳岁月，他的青春年华。”⑥ （P.215）命运让汪曾祺在新时期有了重放的机会，社会环境的变迁却使得传统的境地愈加尴尬，汪曾祺也不得不面对传统逐渐消逝的现实，在他的作品中也能够明显感受到那种不舍和留恋。
“人总是要死的，不论长了一张什么脸。” ——《丑脸》
“她死了。
她的房门锁了起来。
从锁着的房间里，时常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
——《珠子灯》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晚饭花》
“高先生已经死了几年了。
五小的学生还在唱：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徙》
汪曾祺的许多结尾都如上，就算前文写得再欢快清新，临末仍是淡淡的一句，没有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传统文化的消逝不仅表现在对结尾的处理上，在取材方面同样有一种悲戚之感。《子孙万代》中在全中国找不出第二对的被称作“子孙万代”的核桃却以外汇券250的价格卖给了老外，而傅玉涛不但不觉得惋惜，还喝酒、吃菜，似有如释重负之感。士大夫的传统、民间文化的传统都渐行渐远，但“回归民族传统”依旧是汪曾祺着力践行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汪曾祺真的老了，氤氲四溢的苍老感在文章中荡漾着，这是隐伏在汪曾祺内心的悲痛，亦有一种“逝者如斯夫”的凄凉。但汪曾祺的“消逝”也可看作是另一种新生，很多歌消失了，但新的歌也正不断发生着。他不止一次在散文中表示自己要多活几年，并为那几年设想了种种，如在《却老》中写道：“我要多看看，看看世界的变化，国家的变化，文学的变化。”又如在《汪曾祺自选集》的重印后记中感慨：“我今年七十一岁，也许还能再写作十年。这十年里我将更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
或许是意识到陈旧的东西可能会成为负累，他开始反思，《落魄》中原本生活得自在优雅的扬州老板在恶劣的竞争环境下还不改本色，结果颓丧得连自己的女人都弄没了，直到令人生厌。对于传统文化的消逝，汪曾祺固然不舍，但他更加重视新生的东西。根据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弗朗西斯·麦克纳布的理论，重温往昔会产生一种心情上的渴望与伤感，同时会将自我在过去的境遇同眼下的现实加以重新定位。汪曾祺 “淡然”复出，尽管他把目光自然地投向其青年时代的现代传统，但他没有沉湎于旧时代不能自拔，他通过重写、改写“旧作”来完成现代与当代的对接，《异秉》《职业》《日规》《桥边小说·詹大胖子》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写，并以此为基点，向着更高更广的文学之路迈进。
汪曾祺是位“大器晚成”的作家，他以60岁的年龄重返文坛，“复活”自己的个人写作，他没有对失去的时间感到痛惜，只是默默地追求着自己的“心之所向”，这是一位长者对传统的继承追忆和对文学理想的不懈坚持，也使汪曾祺在晚年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3］段春娟、张秋红编.你好，汪曾祺［Z］.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4］周志强.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澳）弗朗西斯·麦克纳布.俞方也译.不要叫我怪老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注释：
①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A］.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②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③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④席建彬.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⑤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A］.汪曾祺全集（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⑥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J］.中国作家，2009，
（13）.
⑦汪曾祺.随遇而安［A］.汪曾祺全集（五）［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编辑：李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