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星云大师以“合情合理”作为评价小说真实观的标准，从而否定了神怪倾向明显且缺乏历史真实感的金庸武侠小说，而肯定了建立在科学真实与人类现实之上的倪匡科幻小说。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与其“人间诗学”密不可分，同时也受到强调“为人”及现实精神的“人间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星云大师 小说 真实观 合情合理 人间诗学 人间佛教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84-88
古往今来，文学的真实性一直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论题。围绕着这一论题，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学创作必须忠于现实。在西方，柏拉图以“模仿艺术和真实的东西自然相差很远”为由否定了艺术；1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要求小说家“照相式地”反映现实。在中国，司马迁以实录精神创作《史记》，“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几的《史通》以史学的真实性否定了汉代以后史书中所记载的文学作品，如实反映历史真实的实录原则对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种观点则意识到了虚构的重要性，认为小说的真实并不在于单纯的人物与事件的实录。明代小说理论批评家们就曾提出，小说创作不必“人真”、“事真”，而应虚实相半。泰纳则提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模仿真实，而是事实之再现与观念、情感之表现的统一。鲁迅也认为艺术真实不同于历史真实，“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2。在这两类主流的观点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见解，例如，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派作家认为小说的真实属于某种文学成规所产生的艺术效果。4而星云大师则认为，小说的真实性在于“合情合理”，并特别就此将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倪匡的科幻小说进行了对比。本文便欲以武侠小说与科幻小说为例，来具体说明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星云大师论武侠小说的真实性
1960年至1963年，台湾《中央日报》连载了卧龙生的巅峰之作《玉钗盟》，影响巨大。正是从那时起，星云大师开始接触武侠小说，进而广泛阅读了诸葛青云、东方玉以及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武侠小说界的泰山北斗——金庸的作品，星云大师却少有阅读、甚至评价不高。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缺乏真实性。“由于我怕记不起那许多每天不吃饭、不谋生，只在刀光剑影中来去挥舞的侠女勇士们，所以想想还是不去接触也罢”1；“或许他书里的哲学意味很深，总觉得与世间真实不是很合情合理，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雕”2。武侠小说的创作重在一个“侠”字，身怀绝技的侠士们仗剑走天涯，大量虚构的故事原本就不直接指涉现实。那么，星云大师为何唯独指摘金庸的作品呢？
这首先要从武侠小说创作的历史观谈起。黄易曾经说过，历史是武侠小说“真实化”的无上法门。3以新武侠小说的两位杰出代表梁羽生与金庸为例，前者始终秉持着严谨的历史观，而后者则更为随意。梁羽生的作品往往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故而大量选用历史人物，对这些人物的塑造能基本忠于原型，如《女帝奇英传》中的武则天、《狂侠·天骄·魔女》中的辛弃疾、《萍踪侠影录》中的于谦等。即便是虚构的非历史人物，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联系密切，使读者感到自然、真实。按梁羽生本人的说法，4其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时空观念”，例如，《龙虎斗京华》中的娄无畏，非放在义和团的时代不可。5相较于梁羽生的忠于历史，金庸则对历史进行了更多的改造。南宋末年，蒙古大军进攻襄阳，吕文德、吕文焕兄弟镇守襄阳城，但《神雕侠侣》中的吕文焕碌碌无为，守城完全依赖郭靖夫妇；康熙二十八年，索额图与俄国使臣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但在《鹿鼎记》中，与俄国人谈判并最终签订《尼布楚條约》的人是韦小宝；顺治三年，崇祯的女儿长平公主去世时年仅十七岁，但在《碧血剑》中她是行走江湖的侠女，在《鹿鼎记》中又是武艺高强的独臂神尼。金庸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也不似梁羽生笔下的人物那般能与特定的时代或社会相融合。以《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小龙女为例，二人之间的师徒恋显然不符合南宋时期的道德伦理。“金庸为使‘杨龙之恋’更加离经叛道，修改了宋朝时的社会意识。”6
其次，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中的神怪倾向也是星云大师无法接受其作品的重要因素。应该承认，武技描写是武侠小说创作中的难点之一，小说家毕竟不是武术家，很难说能够对武技有多深的了解，因而常常会编造一些离奇怪诞的武功。金庸小说从《射雕英雄传》开始，神怪之风愈演愈烈。正常武技的描写开始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神妙怪异的武功，如《射雕英雄传》中的欧阳锋以头走路，《天龙八部》中的六脉神剑以蕴含于指尖的内力发出剑气而能伤人等等。7反观梁羽生的作品，尽管他的武侠创作也有神怪倾向，但总体而言仍以写实为主，尤其是对各武学流派及其具体剑法、拳法、阵法以及兵器等的详尽描述“加强了他所塑造的江湖世界的真实性”8。
再者，从故事情节来看，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确有某些不合情理之处。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中曾指出，《神雕侠侣》这部作品最大的缺点就是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的重逢。9杨、龙二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在当时社会的悲剧命运。小龙女身中剧毒遁入绝情谷底，从此与杨过天各一方，这才是合乎情理的结局。《天龙八部》中，段誉兄妹之恋本已与传统伦理观念相违背，更不可思议的是，木婉清在已经知晓段誉是其异母兄长之后仍然苦恋对方。《倚天屠龙记》中，殷素素为张翠山自杀殉情之前曾告诫儿子张无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这一情节的设置也不尽合理。倘若朱九真与周芷若的出现应验了殷素素的告诫，但同样美艳不可方物的赵敏与小昭对张无忌却不曾有过实质性的欺骗，如此，殷素素所说的这番话并非是为日后张无忌的被骗埋下伏笔。因此，这是整部作品中最不可解之处。1
二、星云大师论科幻小说的真实性
不同于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批评，星云大师对倪匡的科幻小说表达了相当的肯定。一方面，他认为现代人极富想象力，而科幻小说尤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2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倪匡作品中的科幻世界虽然是想象，却让人感到合情合理，容易接受。3那么，充满幻想的科幻小说是如何让人感到合情合理的呢？
这首先就需要了解什么是科幻小说。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标准，但科幻小说始于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一观点则早已确立，从这两位作家的创作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科幻小说最明显的两个特征——对未知事物的幻想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描述。
科幻小说首先是一种神奇的幻想。谈到创作科幻小说的初衷，倪匡说：“我很喜欢幻想，看科学杂志，里面提到外太空，把它说得神秘莫测，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于是我想，外太空是一个怎么样的天地呢？我在心中作了种种的设想，最后不仅想，还付诸实行，把它写了下来。”4作为一位极富幻想力的作家，倪匡观察细致，善于联想，报刊上的奇闻异事、世界各地的民间传闻都足以引起他的深思与构想。正因为如此，倪匡的科幻小说构思奇巧，涉及内容广泛，既有地球上的各种奇异现象，如蠱术、尸变、古怪生物、梦境、超能力、时空旅行等，又有对外太空的想象，如镜面宇宙、来到地球重觅形体的外星人等，深邃的想象力令人折服。
然而，科幻小说创作中的想象并非单纯的幻想，毕竟科幻小说离不开一定的科学成分，它具有科学的真实性与前瞻性。首先，科幻小说是建立在一定现实基础之上的。以倪匡作品为例，创作于1967年的《换头记》讲述了国际知名医生奥斯教授为一位因核爆测试受到核感染的领导人进行换头手术的故事。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苏联与美国已相继完成了狗的头颅移植，所以，该作品中看似离奇的故事情节其实是有所依据的。1969年的《笔友》则涉及到了当时的一个崭新科技领域——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是1956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提出的，倪匡创作《笔友》时这门新的技术科学刚刚起步。其次，科幻小说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妄想，而是小说家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及趋势所做出的合理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并且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幻想可以被视为科学的预言。1970年，倪匡创作了科幻小说《聚宝盆》，书中描写铜盆上面有电磁，结果不多久，科学家果真在地底发现了类似的铜盘，经研究，发现其功能与倪匡所描写的不谋而合。5再以《换头记》中的人类头颅移植为例，目前，世界首例人类头颅移植手术正在准备之中，而《换头记》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如今，倪匡作品中的幻想将有望成为现实。此外，《笔友》讲述了人类与计算机的恋爱故事。白素的表妹彩虹与素未谋面的笔友伊乐产生了恋情，伊樂却一直因故未能与彩虹相见，卫斯理为了找到伊乐，几经周折，最终却发现这位在彩虹心目中近乎完美的笔友竟是一台具有自我意识的电脑。可见，倪匡早在1969年就预测到了人工智能在近三十年所取得的迅猛发展。
如果说倪匡前期的科幻小说以诡异的故事情节与精彩的科学幻想著称，那么他后期的科幻小说则蕴含着更多的建立在现实之上的哲理性思考。同样是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小说，早期的《笔友》表现了倪匡对于人工智能的美好展望，而创作于十年之后的《玩具》则透露出作者对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忧虑。《玩具》讲述了计算机对人类的控制。卫斯理被劫持到未来，发现机器人统治了地球，人类已成为机器人的玩具；更出人意料的是，当陶格与卫斯理逃回现在的世界后，却发现他们的逃亡只是机器人的一种游戏。从IBM公司的超级国际象棋电脑“深蓝”到谷歌公司旗下的“阿尔法围棋”，“人工智能威胁论”始终困扰着人类。倪匡的科幻小说反映的正是这类人类在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通过描述这些问题可能对未来造成的影响，作者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思索着人类的未来。
三、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与“人间诗学”、“人间佛教”
其实，星云大师并不反对虚构；相反，他认为小说家有时必须要运用创造力和天马行空的幻想，方能酝酿出精彩的篇章，1只是这幻想必须“合情合理”。星云大师正是以“合情合理”为标准，认为倪匡的科幻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具真实性。那么，星云大师为何如此强调小说的“合情合理”呢？这就要从“人间诗学”谈起。2“人间诗学”是对星云大师文学思想的总称，其主要观点包括：文学的本质是“为人服务”、文学的功用是“给人欢喜”、文学的创作原则是“给人明白”、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表情达意”。
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首先与他本人对文学的评价标准有关。星云大师认为，文学的评价标准是“表情达意”，因为只有表情达意的文学作品才能合情合理。“文学作品，虽然大多写境、写情，但都要合情合理，……才算是上好的文学。”3倪匡的科幻小说虽然是作家的想象，却让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因为这些作品既有现实的科学基础，又有合理的发展线索与逻辑推理，让一个原本虚拟的世界在读者眼中变得真实可信。反之，星云大师之所以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太合情合理，正是由于金庸作品对历史真实的编造修改。这与他对《西游记》的批评是一致的。在星云大师看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以及各种神怪均与世间真实不符，令读者难以相信，而小说中的唐玄奘也与其原型相去甚远，不符合史实。星云大师曾就《西游记》的影视拍摄提出自己的理想，即“以历史性的手法重新拍摄《西游记》，以正面的角度，将玄奘大师横渡流沙，西行取经的艰辛困苦，以及建译经院翻译佛经等等事迹，展现在世人的眼前”4。这虽然是针对影视剧提出的要求，但同样可以看作是星云大师对小说的要求。星云大师曾提到过自己最佩服的几位文学家，其中的两位小说家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二人的传世名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是星云大师十分推崇的作品。《水浒传》以北宋徽宗时期的宋江起义为创作线索；《三国演义》更是以史学名著《三国志》为创作基础，书中人物的塑造遵循“合情合理”的原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成为几百年来最喜闻乐见的历史小说之一。
其次，星云大师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为人服务”，文学的功用是“给人欢喜”，文学的创作原则是“给人明白”，可以看出，星云大师的“人间诗学”始终强调文学“为人”的特质。“以人为创作的中心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原则，雅小说如此，通俗小说也如此。”5尽管小说创作可以虚构、可以幻想，但无论是武侠小说还是科幻小说，都毕竟不是神话传说，写的都是人的故事。星云大师正是基于这一点来批评金庸武侠小说中诸如神雕等过度的神怪倾向。反观倪匡的科幻小说，尽管故事虚幻玄妙，却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及社会问题联系密切，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与担忧以及对于理想人性的追求。正因为如此，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往往很难分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即使明知是虚构，却依然选择去相信这最真实的虚构、去思索那最虚幻的真实。
星云大师的小说真实观与他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星云大师对“人间佛教”的定义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契理契机的佛法，只要是对人类的利益、福祉有所增进，只要是能饶益众生、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都是人间佛教。”1可见，“人间佛教”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的精神。星云大师以“为人”为特质的文学思想正是源出于此。此外，“人间佛教”的弘法理念强调通俗易懂，让佛教能够“给人接受”、“给人明白”。因此，在“人间佛教”中，“现实重于玄谈”。2这也深刻影响了星云大师关于小说应该“合情合理”的真实观。
Master Hsing Yun’s View of Fiction Authenticity
Wang Yang
Abstract： Taking reasonability as the criterion of fiction authenticity，Master Hsing Yun holds a negative view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and chivalry novels which tend to write about miracles and wierdness and lack historical authenticity，and a positive view of Ni Kuang’s science fiction based on scientific truth and human reality. Master Hsing Yun’s view of fiction authentic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humanistic poetics” and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umanistic Buddhism’s emphasis on serving human beings and its realistic spirit.
Key words： Master Hsing Yun；authenticity；martial arts and chivalry novels；science fictions；“humanistic poetics”
1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扬译注：《理想国》，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61页。
2 鲁迅：《致徐懋庸》，《鲁迅全集 编年版 第7卷 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667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1页。
4 杨彬：《新时期小说“真实观”的嬗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123-126页。
1 星云大师：《利用零碎的时间》，《往事百语（二）·老二哲学》，高雄：佛光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
2 星云大师：《我与文学的关系》，《百年佛缘5·文教篇1》，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3 转引自李玉萍：《新派武侠小说研究》，北京：地质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4《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作者署名为“佟硕之”。据香港资深报人、作家罗孚（柳苏）在北京《读书》月刊1988年第3期发表的《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佟硕之即梁羽生本人。
5 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韦清编《梁羽生及其武侠小说》（增订本），香港：伟青书店，1980年，第 82页。
6 吴秀明，陈力君：《大众文学与武侠小说》，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7 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第93页。
8 吳秀明，陈力君：《大众文学与武侠小说》，第139页。
9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1 倪匡：《我看金庸小说》，第55页。
2 星云大师：《想象力》，《成功的理念·迷悟之间典藏版11》，台北：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109页。
3 星云大师：《我与文学的关系》，第48页。
4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香港：利文出版社，1984年，第170页。
5 同上书，第170页。
1 星云大师：《作家》，《人间万事6·社会观·前途在哪里》，台北：香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45页。
2 “人间诗学”这一概念由高文强教授在其论文《星云大师人间诗学思想要义述略》中首次提出。参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3-87页。
3 星云大师：《我与文学的关系》，第49页。
4 星云大师：《我对戏剧的浅识》，《百年佛缘6·文教篇2》，高雄：佛光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
5 汤哲声：《大陆新武侠关键在于创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44-147页。
1 星云大师：《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
2 星云大师：《人间佛教何处寻》，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