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美籍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其处女作《骨》里，以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讲述了在唐人街这一封闭的地理空间里其家庭所经历的历史与个人悲剧。本文试图从空间入手，运用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梳理小说中的空间呈现，从华人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死亡空间与想象空间四个层面阐释、分析空间呈现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以此揭示当代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关键词：另类空间；唐人街；《骨》；异托邦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1-0039-06
第二代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的成名小说《骨》（Bone， 1993），讲述了旧金山唐人街一户三个女儿家庭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莱拉是家中的大女儿，母亲改嫁给花五千美元买了美国公民身份的华裔里昂后，又生了两个女儿安娜和妮娜。作者以一个唐人街“局内人”的口吻， 为我们讲述了这个华裔家庭在面临种族、生存压力、亲人之间情感疏离造成的痛苦和不幸时所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和抉择，真实地再现了华裔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现状。这部小说一经出版便倍受好评，曾入选1994年福克纳笔会决选书单。《华盛顿邮报书评》认为《骨》“使得读者内心悲喜交加”（Garcia， 1993： 8）；《纽约时报》则赞誉作者伍慧明“如诗人般善用比喻，又如新闻记者一样关注细节；她的写作优雅、真实、勇气十足”（Kakutani， 1993： 26）。国内外对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多集中于“骨”的意象分析、叙事手法，或如何构建文化身份等，鲜有论文专门对其中的空间呈现进行梳理和分析。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他在“另类空间”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异托邦”的概念，也译为“差异地点”或“异质空间”。他认为，乌托邦是并不真实在场，没有真实位置的场所。但是，在一切文化或文明中，有一些真实而有效的场所却是非场所（contre-emplacements）的，或者说，是在真实场所中被有效实现了的乌托邦，福柯称之为“异托邦”。此空间内部充满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同时并存着“遗忘”与“移置”的特征，内部充满矛盾与张力，是一种空间关系网。伍慧明的小说《骨》便呈现了一个真实又虚幻，封闭又开放的异质空间——“唐人街”。因此，本文试图以空间为视角，并以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切入点，梳理分析小说《骨》中所呈现的华人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死亡空间和想象空间等，并探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以此揭示当代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1. 华人的生活空间
小说叙述者莱拉在小说开篇就指出，“在这个国家，‘三藩’就是我们家最具历史的地方，是我们的起始点，是我们新的中国”（伍慧明，2011： 2）。华人所集中生活的区域——唐人街，作为美国社会的“新的中国”，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根源。19世纪后半叶，大批华人民工追随淘金热来到美国，为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做出了贡献；但随后掀起的排华浪潮以及美国政府1882年公布的排华法案迫使在美华人退居一隅，守望相助，唐人街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唐人街既是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果，也是西方权力意识的表现形式。唐人街与白人社会的分界，形成“边缘——中心”的空间对峙。小说《骨》中所呈现的唐人街，已不止是华人在美国的栖身之所，而成为“承载华人移民长期挥之不去的记忆、空中楼阁般的梦想、幻灭感，以及种种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杂合体”（李贵仓、冯洁，2009： 105），这在华人的生活空间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首先，小说开篇便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浓墨重彩地向读者展示了“三藩公寓”这一独特的生活空间。“三藩公寓”是间老年公寓，“那里每层楼有一个洗手间，一个洗澡间，休息室是大家共用的，楼里没有厨房”（伍慧明，2011： 2）。房间狭窄、昏暗、混乱、廉价，“屋子里有一股老人的味道，到处堆的都是废物”（伍慧明，2011： 3）。贫穷与孤单，成为公寓空间的内核。莱拉的父亲利昂因为与妻子关系紧张，长期独居于此。她的梁爷爷——利昂的“契纸父亲”临终前的日子也在此度过。梁爷爷是梁家在美国的第一代，他的一生由两个空间构建而成：早年在美国西部做苦力，晚年在唐人街的三藩公寓孤独终老。福柯认为，权力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空间物质要素的构建、规划以至精神空间的构建，权力的阴影无处不在。梁爷爷从西部到三藩公寓，正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权力宰制：梁爷爷在西部开发中做出了贡献，然而并未因此得到承认和善待，反而被排挤入狭小局促的“唐人街”保留地。因此，“三藩公寓”是一个特殊的空间建构，它是美国单身汉社会的缩影；它的存在，印证了美国排华政策对华人心理和生理的伤害。
如果说“三藩公寓”是白人权力宰制的缩影，被刻意隔离的边缘空间，那么，莱拉姐妹与母亲的生活空间——“鲑鱼巷”则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异质空间。福柯认为，“一些其它的异托邦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这些异托邦的场所，但老实说，这仅仅是一个幻觉：人们认为进入其中，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其实是排斥的”（福柯，2006： 57）。小说中的鲑鱼巷位于三藩市中心，本可以利用其地理优势兼收并蓄其他的优势文化，却一直保持封闭的状态，试图排斥所有其他异质文化的影响，而始终坚持中国旧有的传统和价值观，以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在某种程度上，鲑鱼巷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缩盆景， 保留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古老习俗， 甚至非常落后的文化传统”（蒲若茜，2006： 48）。这个空间似乎“与传统时间完全中断”（福柯，2006： 56），时间的概念被弱化，而空间感却无处不在，人们陷于共有的记忆、对故人的怀念、对失败和挫折的不甘和无从告知和确认的家族历史等之中，却无法摆脱。正如三女儿妮娜所说，鲑鱼巷的“生活太苦了。在那儿吃饭我总感觉要赶快把盘子里的饭吃完，然后赶快回到家里去缝裤边儿，或者回去组装收音机零件什么的”（伍慧明，2011： 29）。
面对这种令人压抑的现实感，梁家的三位女儿分别寻求了不同的方式“逃出唐人街”，去到唐人街之外找寻自己的“希望之乡”。二女儿安娜选择了自杀，逃离了唐人街恼人的一切；三女儿妮娜去纽约当了空中小姐，试图以天马行空的“飞翔”来摆脱过去的阴影；大女儿莱娜虽然暂时留在唐人街，但她在困顿之中跟华人男友一起吸食大麻、做爱、开快车，以求减轻精神的压力，获得暂时的逃离。然而，她们的逃离并不成功。最终，当了空中小姐的妮娜并没有获得自己渴望的自由，反而陷入了无尽的空虚和煎熬，还是辞掉了乘务员的工作。而大女儿莱娜在历经一切后，感叹道：“鲑鱼巷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伍慧明，2011： 144）。在鲑鱼巷这个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有人固守，有人逃离，但其中的情感始终爱恨交织，难以厘清。
2. 华人的工作空间
迫于在美国社会生存的压力，大部分华人不得不选择洗衣、餐厅等中国传统价值观里认为是“女性化”的工作。小说中的父亲利昂便是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的男人。他常年出海，借以逃避与社会和家庭的各种矛盾；后与朋友合伙开洗衣店，却不想反被骗，不仅钱财尽失，而且因为两家关系破裂，为后来女儿安娜自杀埋下了隐患。从利昂的工作空间里，我们同样可以窥探到华裔的生存现状。
首先，利昂在海上的工作空间——远洋轮，便是一个典型的异托邦。利昂长年在远洋轮上工作，与妻儿聚少离多。“在大海里的远洋轮上他把每间工作室都干遍了：发动机室、甲板、导航室”（伍慧明，2011： 40）。远洋轮远离陆地，在茫茫大海中，在另一个时区里，自成一个世界。正如福柯所说，“船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福柯，2006： 57）。但不同的是，利昂的远洋轮并不是驶向殖民地，“寻找在殖民地的花园中藏有的更珍贵的东西”（福柯，2006： 57），而是借以逃离家庭和社会压力的庇护之所。“大海是他的整个世界：是他的全部”（伍慧明，2011： 178）。在海上的航行中，他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事业、家庭和婚姻的失败，在与海浪的搏斗中找回作为男人的自信和完整，找回他在唐人街现实中体验不到的成就感。因此，某种意义上，远洋轮尽管工作艰苦，却承载了利昂的个人尊严和梦想，是利昂的精神异托邦。
利昂对于远洋轮的迷恋也体现在后来与翁家合开的“翁·梁洗衣店”中。梁家利用好容易积攒下来的积蓄，与翁家在另外一个街区合开了一家洗衣店。翁家负责市场，梁家则负责店里的整个洗衣工序。在洗衣店里，“一个窄窄的楼梯直通到地下室，地下室又宽又深，像艘船。我第一次下到里面的时候他就站在楼梯下面，看利昂在黑暗中操纵这艘船”（伍慧明，2011： 197）。地下室是洗衣店的一部分，却因地理优势自成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俨然是利昂的另一艘远洋轮。“他喜欢和他的机器待在下面。听着所有的洗衣机开动的声音，抽水机转动的声音和烘干机发出的嘶嘶声，这让他感到一种平静。妈说他好像是待在自己船里的引擎室里”（伍慧明，2011： 200）。即便是回到了现实世界，利昂也仍然在寻找完全属于自己、由自己驾驭的异质空间。在维护机器的过程中，利昂同时也维护了他作为男性、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但不幸的是，这种暂时的精神寄托随着洗衣店的破产也很快崩溃瓦解。在没有任何预警下，洗衣店突然关门，翁家消失得无影无踪，利昂去找翁家理论，却带伤回来。个人异质空间的突然消失让利昂感到手足无措，“没多久他的闷闷不乐便弥漫了整个屋子”（伍慧明，2011： 202）。最终，利昂只得重操旧业，出海谋生，重新回到广袤无垠的大海上，独自品味远离家人的苦楚。
3. 华人的死亡空间
“死亡”是小说《骨》中贯穿始终的主题，“骨”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意象，它至少有两个直接的所指。其一是指祖父梁爷爷故去后被送回故乡安葬的遗骨：这是一位受美国排华法案的直接迫害以至终生未能成家的华人单身汉，是一位靠利昂这个“契纸儿子”继承家业、养老送终的老人。他终生的愿望就是在死后由养子将遗骨送回家乡，在那里入土为安，得到灵魂永久的安息。然而，这个愿望终究没能实现。老人的遗骨被永远地留在了美国这片他始终认为是客乡的土地上。“骨”的第二层所指是梁家二女儿安娜由于不堪忍受父母反对她与男友恋爱而自杀，死后她的骨灰被摆在家中。与祖父的遗骨意义不同的是，安娜是自杀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的骨灰是残缺不全的，从而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自责。两重意义上的遗骨未安使得全家人都陷入深深的内疚与不安之中。
作为“骨”的第一层意象，梁爷爷的骨灰被安葬在三藩市的中国公墓中。福柯认为，“与普通的文化空间相比，公墓确实是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一个同所有城市或是社会或是乡村的地方的集合接触的地方，因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碰巧有亲属在公墓中”（福柯，2006： 55）。因为多年未拜访，当利昂再次想为梁爷爷扫墓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墓地一片杂乱，四处散落着垃圾桶和中国烧纸钱仪式留下的那些扎在灌木上轻微烧焦的纸钱”（伍慧明，2011： 90），但他却已找不到墓地的位置，这让利昂感到非常羞耻。直到大女儿莱拉亲自去何宋宁云慈善协会办理证明文件，她才得知墓地有可能被迁走了。工作人员解释说，“老人中大多数人的墓地租期都只有三年、五年或九年，因为他们总是希望亲友能将自己送回中国”（伍慧明，2011： 95）。所幸的是，当他们凭借记忆再次回到墓园时，终于找到了梁爷爷的墓地所在。中国公墓对华人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墓地虽然身处市郊，却“不仅构成了城市神圣的和永久的风尚， 也构成了另一座城市， 在这里，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所”（伍慧明，2011： 55）。它不止是家族历史的根，其位置好坏决定了子孙的命运如何，它更构成了华人在美离世后的异质空间。对于已逝去的华人而言，这一空间仅是他们希冀在死后暂时得以栖身的地方，因为他们臆想终有一天可以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故土，却不想有可能永远被困于此。而对于活着的人而言，公墓这一空间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心灵安慰，每当他们在遭受人生挫折或在现实生活的压抑中无法解脱时，公墓便是最好的释放空间。
作为“骨”的第二层意象，二女儿安娜的自杀是梁家人悲痛欲绝和不断自省、忏悔的主要原因。安娜选择在伊迪斯·伊顿学校旁边的南平园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从字面上理解，“南平园”是类似“和平花园”（伍慧明，2011： 15）的意思，但对于她的家人来说，“南园是不吉利的地方，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伍慧明，2011： 15）。安娜在南平园的13楼纵身跳下，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自己的爱情受到了父母的阻挠而感到绝望，或许因为在唐人街这一局促的空间内倍感压抑，简言之，这一举动不仅是生命的结束，更是对于唐人街空间的逃离。用作者伍慧明的话来说，她跳楼的举动同时是“告别”（leave-taking）和“回迁”（immigration）。但值得注意的是，她选择跳楼的楼层“十三”和她们家乡方言里的“拾生”（to live）谐音。由此可见，安娜的纵身一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生。
4. 华人的想象空间
小说中，华人们“生活于中美两个世界和两种文化中间的边缘地带，徘徊于‘既是中国，又不是中国；既是美国，又不是美国’的非此即彼又亦此亦彼的第三空间”（蔡晓惠，2014： 139）。他们的想象空间，多指出于对故国的思念与遥想，通过诉诸过去的片段记忆和抽象的象征来重构历史，以帮助他们在美国的现在时间里建构身份、定义自我。比如小说中，利昂为了进入美国造了假的身份证明，成为美国公民梁爷爷的“契纸儿子”（paper son），抹掉了真实的姓名、身份和生日。所以这次入境可以解读为一种象征性的“死亡”，象征着利昂的真实中国身份及与其有关的一切的消失。另一方面，这些伪造的文件事实上改变了利昂的真实身份，没有这些，利昂在美国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因此，利昂的入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出生，象征着他的美国身份的诞生。利昂入境的过程就是一个身份转换的过程，是一个与过去、与传统、与历史割裂的过程。
但利昂美国身份的获得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小说中作者尤其描写了利昂的手提箱：
我把手提箱提到厨房的桌面上，将它打开。过去的一切一下子就展现在了眼前：一些旧日的证件散发出一股发霉的、被水浸泡过的纸的味道，依稀还能辨认出羊皮纸的质地。一些信件按年份摞成了一摞，又用橡皮筋十年一捆地捆在了一起。我只打开了最上面的几封信就明白了一切：“我们不需要你。”（伍慧明，2011： 70）
在触摸到这样的历史之后，莱拉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亲总是把自己的真实生日与证件上的生日搞混，总是不能将同一个生日说对两遍的原因：作为“契纸儿子”，利昂和许多华工一样，在进入美国的那一天起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要背下别人的姓名、生日与家乡村子里的一切；要完全忘记自己真实的一切，以便应付入境时的反复盘查。更重要的是要在以后的一生中永远不说真话，否则会有被遣返的危险；要一生忍受种族歧视而缄口不语。利昂这样的华裔美国男性：一面饱受着白人社会强烈的种族歧视，一面还要担负着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在强颜欢笑的背后是满腹无法排遣的压抑与愤怒。而老人们对家与个人身份的重建是以自己独特的象征方式进行的：他们在生命的尽头要自己将积攒、隐藏了一生的所有的文件、证件收集到一起烧成灰烬，撒到太平洋：这是他们魂归故里，实现落叶归根之梦想的唯一方式。
在伍慧明的小说《骨》中，唐人街被建构成“一个通过记忆而强调和延续家族史特殊的具有历史内涵的空间”（李贵仓、冯洁，2009： 106）。通过分析华人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死亡空间和想象空间，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唐人街的异托邦呈现。事实上，这一空间远远超出了其地理意义，具有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美国白人社会的排斥，华人真实身份的隐瞒，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封闭等，都造就了这一独特的异质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生活的华人们，有的选择固守，有的试图逃离，却在经历失败后，重新回归。由此可见，唐人街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一方面为构建华裔族裔属性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华人们试图逃离、反叛或留守的精神异托邦。
参 考 文 献
Garcia， Cristina. “Reading Chinese Fortunes”[N]. Washington Post 10 Jan. 1993： 8.
Kakutani， MICHIKO. “Building on the Pain of a Past in China”[N]. New York Times 29 Jan. 1993： 26.
蔡晓惠.空间理论视阈下的美国华人文学 [J].文学与文化，2014，（1）： 134-140.
李贵仓、冯洁.存在与荒诞：《骨》中唐人街的时空政治与华裔的主体建构” [J]. 外国文学研究，2009，（6）： 104-110.
M.福柯.另类空间 [J]. 王喆法 译. 世界哲学，2006，（6）： 52-57.
蒲若茜.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3）： 48-52.
伍慧明.《骨》[M].陆薇 译. 北京：吉林出版集团，2011.
（责任编辑：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