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快乐影子之舞》是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一举赢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虽然《快乐影子之舞》奠定了门罗在文坛上的地位，它还没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小说集共有15篇短篇小说，但国内相关探索仅限于《沃克兄弟的放牛娃》、《男孩们和女孩们》和小说集同名小说《快乐影子之舞》等三部小说，对于其它小说的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意欲从小说的空间隐喻主题出发，剖析门罗如何将平实的日常生活与充满神秘感的幽暗世界杂糅在一起，通过制造重重悬念和惊悚效果，使读者在不经意间抵达男性权力机制的不测之深渊，试图弥补对《快乐影子之舞》这部小说集研究的遗憾。
关键词：男权政治；空间隐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2
一
福柯认为，空间是与权力紧密交织的，“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1]，“一切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大战略到居所的小战略：它包括在机构（制度）建构中的的教室和医院的设计，以及其中种种经济与政治的安排”[2]。福柯还认为，权力不是固定的存在，也不是流动的存在，而是无形的存在，是一种关系，是一张网。这种关系波及情感、政治、经济、性等人类存在的各个领域。门罗的《乌得勒支和平》中的小镇朱比利正是这样的权力网络空间，每一个个人都只是权力中的一个点，权力通过这个网络的一个个节点水银般地流泻而下，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在这篇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中，男权政治正是这样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无形地侵入小镇空间，渗透在人物的行为动机里，推动故事的发展，联接事件的因果。在这篇小说里，男权政治的运作方式巧妙而隐蔽，无所不在地操控小说中的每一个女性，干预她们活动的物理空间，使她们成为男权政治所作用的对象和工具，导致家园的破碎、女性与他人、女性与自我的疏离。作者用《乌得勒支和平》作为小说的题目，起着反讽的作用，它反衬女性在男权政治操纵下所招致的心灵创伤、无法停歇的心灵交战，和无可企及的内在和平。小说背景为五、六十年代的加拿大，虽然彼时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男人和女人仍然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男人主宰着女人的世界，而女人的生活则以男人的行动为中心。
二
在《乌得勒支和平》中，男权政治的权力空间是隐形存在的、无处不在。它酷似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圆形监狱”的权力空间是边沁于18世纪提出的设想。《乌得勒支和平》里的空间无不具有主题承载功能。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我”的故乡小镇朱比利正是这样的物理空间，它同时也是各种关系互相挤压交错的权力场所：为了到达小镇，“‘我’不得穿过重重的高速公路和支线，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容易抵达朱比利的方式”（196）。如果小镇的地域特征仿佛在保护令人不舒服的秘密，定下了小说的基调，市政厅则阐释了秘密的源起。作为小镇首次出现的建筑物，它占据着毋容置疑的核心地位：“市政厅颜色花哨、墙皮剥落的圆顶，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它与小镇上其它四四方方又乏味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干系。楼顶下面挂着一口大钟，当神秘的灾难性的事件发生时，就会被敲响”（196）。市政厅的圆顶外形具有双重象征意义：建筑的总体外观象征着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圆顶”则使人联想到边沁的“圆形监狱”，意味着男权社会对女性无处不在的训诫。市政厅与周围建筑的毫不相关，衬托出男权意志的统领地位，即它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分配梯级关系中的优越感。
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存在，也是情感表达的媒介。在男权政治的操纵下，家乡朱比利非但没有给多年未归的离乡游子“我”以归属感，小镇沉闷压抑的气氛和触目惊心的丑景观反衬出“我”焦虑的心灵空间：老处女所在的“沉默而凋敝”的小巷子；巷子里“张开大口”和“拉着黑纱”的窗户（196）；“在太阳下看起来充满戾气而燥热，房子的两三处有长长的扭曲的裂缝”的红砖建筑；“阳台常常看起来有年久失修的气息，仿佛即刻将会坍塌。因为室内无人，房屋呈现出封闭、贫瘠和光秃的样貌”；麦迪贴在前门上的留言带有哥特式的诡异色彩：“欢迎光临，小孩免费，价格后议，（包你后悔）”（197）。
如果说房屋的外部空间给人以神秘和压抑的感觉，在家里，“我”并没有感到放松，家的“非家性”从个体的感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回到家里，欲上楼，在拐角处的镜子中，“我”看见自己“褐色的脖颈紧张地从瘦削的锁骨中伸展出来”（198）。家本来具有情感性的特征，是维持族群凝聚力社会结构，给人以抚慰和归属感，而“我”家则是母亲幽灵出没的地方，“她用荒凉的声音问道……‘谁在那儿’？”，男权主义的操控打破了读者对于家的美好预设：“在我准备回答之前，我觉得自己全身变得沉重”（198）。“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作用的抵抗力。父权社会以压抑为机制，反而在它的结构之内埋藏了徘徊不去的幽灵”[3]，母亲的幽灵揭示了家作为权力斗争的空间的实质。外在环境投影到内在环境中，“我”感觉到内心的煎熬，小镇男权势力的残暴通过“我”对孩子们脱离这样的环境而心有余悸的心理中得到体现：“看着身置屋子里的他们，我感觉他们尤为幸运，他们的生活安然无恙，这大概是大多数父母时常所期望的吧”（201）。
除了家的物理特质的之外，叙述者还运用昏暗的色调来渲染空间的氛围，来反衬人物焦虑、恐惧的心理空间。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我”去拜访姨妈们，“黑暗”一词频繁出现。姨妈们的家“干净、黑暗”（203）；当安妮姨妈意欲告诉“我”母亲去世的真相时，我们退到“房屋里更黑暗的部分”（204）。黑暗喻示着藏匿和隐晦，也象征着男权主流话语对女性话语的禁忌和压抑，在这种紧张焦虑的氛围下，曾经使我感到安心的姑妈的家变得神秘鬼祟，人物的面孔被扭曲得难以辨认，熟悉的人变得陌生：“甚至在安妮姑妈温柔熟悉的面孔下面，出现了另外一个更加靠本能驱使的老妇人，在她的信仰无法企及的某些地方，恐惧感藏匿其中”（208）。
厨房是家的另一个主场景。在这个“处于时间河流之外，公众目光无法捕捉的死角”[4]，小说第一次一扫阴郁的气氛，呈现出亮色：“阳光呈正方形落到粗糙的油毡布上”（209），象征着“我”从安妮姑妈的叙述中对女性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从个人的内疚感中解脱出来，打破沉默，准备担当起女性创伤言说者的责任。麦迪为“我”准备食物，压抑的孩子也开始欢快的玩耍，“我”跃跃欲试，企图规劝麦迪离开这充斥死亡阴影的小镇、停止与有妇之夫弗莱德的交往，过上健康的生活，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未来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即将到来赴宴的弗莱德象征着男权意识对女性联盟的介入，使“我”的规劝破产，麦迪失手打破的碗使家的气氛变得沉重，“我的孩子们退后一步，恐惧地看着她”（210），原本专属女性空间领域的厨房被男性侵入，成为男权主宰的场所，短暂的温馨消失殆尽，它重新充斥着压抑和敌意，家在物理层面和感情层面对应着男权统治下的场域和心灵。
三
《乌得勒支和平》通过物理空间的描摹呈现了男权意识操纵下丑陋的小镇、有悖常态的家，以及家庭成员焦虑恐惧的情感错置状态。无孔不入的男权操纵剥夺了家的温馨气息，使其失去了它的情感功能，成为一个梦魇般的存在。死者赋予《乌得勒支和平》中的家园以特殊意义，成为生者发现历史真相的契机，从而重塑生者以改变现状。
注释：
文中的引文均出自《乌得勒支和平》，由本人翻译。
参考文献：
[1]包亚明： 《后现代性和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2]Foucault， Michel. “The Eye of Power. ” Power/knowledge. Ed. C. Gordon.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46-65.
[3]陈榕：《哥特小说》，《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 第97-107页。
[4]宋晓萍： 《女性书写和欲望的场域》，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