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发布的《濒危语言图谱》，全世界有7000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语言将在本世纪消亡，80％～90％则在未来的200年灭绝。相比之下，动植物的灭绝速度要慢得多。
语言的消亡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平均每隔两个星期就会有一种语言消失，而且悄无声息。
中国虽然不在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黄成龙博士介紹说，中国有129种语言，其中一半以上的活力都很低，至少二三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比如云南的阿奴语、东北的赫哲语、新疆的塔塔语、甘肃的裕固语、中部的土家语等。
语言的生命力在于代际的传承，而不在于人数。小的语言可以很有活力，大的语言也可以很脆弱。比如中国有1000万满族人，但能说满语的人如今只剩下100多人，随着最后一批会说满语的老人的死去，满语将彻底死亡。也许它的书面语言还会继续存在，但没有了代际的传承，它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空壳。
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森教授说：“想象一下，如果无缘无故的，鲸要灭绝了，或者金字塔要倒塌了，亚马孙森林被砍伐，人们会非常气愤，并且想尽办法去阻止，因为那些是人类共同的遗产，是肉眼可见的。语言是更加古老、复杂精细的人类财富，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结构独特的思想世界，反映了一种独特的人类存在方式。每种语言都有无限的表达可能性，无限的搭配可能性，它们的词汇、发音系统和语法，以精妙的结构组合起来，比我们手建的任何建筑更伟大。”
语言的死亡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说这种语言的人消失了；第二，说这种语言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转而使用另一种语言。过去200年间，殖民主义是最大的破坏者，欧洲殖民者在澳大利亚消灭了150多种土著语言，在北美扫荡了300多种土著语言；现在则是全球化，经济和社会的压力逼迫人们从村庄搬到城市，他们的母语时时处在强势语言的压制之下。
在谈到语言的优劣问题时，哈里森说：“没有一种语言能垄断人类的所有表达。任何一个学过两种语言的人都知道，两种语言之间，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翻译的，某些概念，某些关于世界的思考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你会感到一种沟壑，或者遗失。”
根据他的统计，世界80％的人口讲83种主要语言，剩下的6000多种语言，绝大多数从未有过文字记载，没有字典，没有书，你在任何图书馆或者数据库里都找不到它们的资料。一切信息只储存在人们的记忆里，因此尤其脆弱。当我们失去一种语言，同时也失去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若干个世纪以来关于时间、季节、天文、地理、海洋生物、医学、植物、历史、神话、音乐，以及种种日常事务的知识和思考，哈里森教授把这些统称为“人类知识库”。
过去500年的时间里，玻利维亚的kallawaya土著将数千种药用植物的知识内嵌在一种神秘的语言中，只能由父子之间代代相传。
这些知识难道不能被翻译成英文，融汇到一个单一语言的知识库里吗？
“当然可以，但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信息组织形式。语言就像树一样，当人们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时，原先那棵树的结构就塌了。”
人类学家玛格丽塔·米德，在去世之前谈到她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忧虑：“我们的世界将被冲击成同一的、没有任何色彩的地方。人类的全部想象可能要被囚禁在单一的智力和精神形态里。”或许，语言的死亡，最可怕的不在于损失多少历史、文化或者物种的知识，而是我们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时，甚至不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过不一样的可能性。
（常 辉摘自《晚报文萃》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