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为了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推出。《东方红》从创作、排练到演出，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演员之多、气势之恢宏，令人感到惊讶。其实，早在《东方红》问世之前，就有两部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一部是空军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部是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部大型歌舞为《东方红》的创作排演，起到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作用，是《东方红》的创作基础。在首都文艺界，有一些老艺术家将这两部歌舞称为《东方红》的前身或雏形。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创作排演是在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亲自倡导下进行的，作品中的9场16景约46首歌曲，每一个场景，每一首歌曲，无不凝聚了刘亚楼的心血。
“应该运用文艺形式，对部队、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沈阳军区唱了4首歌曲，空军也要唱，你们文工团也要唱……”
1960年10月23日至11月11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为团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10月25日，代表团出席了平壤市各界举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周年纪念大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随团出访。
代表团访朝期间，朝鲜人民军演出了一场大型歌舞 《三千里江山》。演出地点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型飞机库里，演员包括朝鲜人民军将士3000多人，场面和气势都非常壮观，而且大多数节目是由战争年代的歌舞加工编排而成。
追溯朝鲜人民军的历史，与我军四野部队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人民军的许多官兵均来自四野。1948年11月，我国东北全境解放。应金日成的要求，我四野部队中的朝鲜籍官兵和一些成建制的部队，连同所配备的武器弹药都移交给了朝鲜人民军。解放战争中，刘亚楼担任四野参谋长，他对这段历史和朝鲜人民军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所以此次演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团回国途中经过沈阳，沈阳军区特意演出了一场晚会作为招待。沈阳军区文工团在晚会上演唱了4首我军战争年代的革命历史歌曲。这4首歌曲让刘亚楼想起了朝鲜人民军的那场演出。此时，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刘亚楼想：中国革命战争长达20多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先后创作了一大批深受广大军民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现在全国正处在困难时期，迫切需要用一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艺作品去鼓舞人民。
1960年年底，刘亚楼在杭州参加会议，碰到了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张双虎。张双虎是红军时期的干部，刘亚楼专门找张双虎谈了一次话，他对张双虎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历史，应该运用文艺形式，对部队、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沈阳军区唱了4首歌曲，空军也要唱，你们文工团也要唱……”张双虎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团里传达了刘亚楼司令员的指示。空政文工团作出决定：放下别的工作，集中精力，研究如何贯彻落实司令员的指示，怎么唱好革命历史歌曲。
在刘亚楼找张双虎谈话前不久，首都舞台上曾经出了一桩轰动全国的盛事——将军合唱团大合唱。87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组成了一个将军合唱团，他们一个个身穿金光闪闪的将军大礼服，将星璀灿，气势磅礴，十分震撼。空政文工团的领导开会研究时，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将军合唱团有朗诵，朗诵者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熊伯涛少将，我们要不要加朗诵？将军合唱团都是老同志，我们空政文工团年轻人多，要不要跳几个舞蹈？说、唱、跳都有了，还要不要加一点人物和情节……空政文工团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由总团副团长牛畅同志负责此项工作。由张士燮、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等词曲作家组成创作组，并指定张士燮担任文学编辑。
牛畅同志是秧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者之一，有着丰富的经验。接受任务后，他立刻召集创作人员讨论。讨论中有人问：“刘司令员怎么想起来叫我们唱歌呢？”
“听说是在访问朝鲜时看一个大歌舞。”有人答道。
“除了贺龙元帅、罗瑞卿总长、刘司令、还有谁看了？”
在场的佟承杰说：“总政歌舞团去了。我听他们说起过，他们在朝鲜看过一个大歌舞。”
牛畅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马上派佟承杰去总政歌舞团问问有没有节目单。佟承杰很快就带回来一个节目单。节目单的标题是：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牛畅和创作人员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搞一台以革命历史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大歌舞表演的想法。那时候，空政文工团的许多同志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将会给中国的舞台表演艺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叫你们唱历史歌曲，现成的革命历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写！”
1961年伊始，绵亘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在沉睡了一个冬天之后刚刚苏醒，草丛林木吐出了嫩绿的新芽。从北京来的几位空军同志，风尘仆仆，足迹踏遍了吉安、永新、安福等县的山山水水。他们在井冈山和大小五井参观革命遗迹，在茨坪等地的敬老院访问老红军和烈士遗属。根据刘亚楼的指示，空政文工团派出了歌舞团团长汪洋，词作家张士燮，作曲家朱正本、姚学诚、陈杰，编舞李跃先等同志到江西采风，搜集战争年代的革命历史歌曲。
井冈山远近闻名的“赖妈妈”赖发秀，自小爱唱歌，是唱民歌的能手，参加红军后当上了宣传队员。张士燮等人找到她时，她的歌喉还是那么动听。“赖妈妈”唱起了《送郎当红军》那首歌：“送郎当红军，阶级要认清，豪绅啊，地主啊，剥削我穷人。送郎当红军，切莫想家庭，家中啊，事情啊，我郎莫挂心……”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井冈山根据地战事频繁。每当红军上前线时，全村男女老少经常在村口、河边、山坡上送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所以井冈山有关送红军的歌曲特别多。甲地和乙地送红军的歌曲，其内容、曲调、唱法都不一样，富有地方民间特色。
回到北京后，张士燮负责创作剧本，当他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感到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井冈山的人民群众送别红军时那那种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的心情。张士燮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江西民歌综合起来，从一送红军，一口气写到了十送，形成了《十送红军》的歌词：“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飘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朱正本拿到歌词后，当即就想起了自己在江西采集到的赣南采茶戏的一些曲调。那曲调婉转优美，十分动听。其中有一首送别亲人的曲调，如泣如诉，欲言又止，朱正本从中找到了音乐创作的灵感。他还借鉴了西洋音乐回旋曲的形式，在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加工。尽管一送、三送、五送、七送，送了又送，但层次分明，富于变化。每一段最后一句的结尾，仿佛是下一段唱的开头，如巨龙盘旋，前呼后应，首尾相衔。
从严格意义上讲，《十送红军》是一首创作歌曲。而1961年《十送红军》发表时，署名是：江西革命民歌。朱正本、张士燮收集整理。这是因为剧本写出来后，刘亚楼司令员明确指出：“你们唱历史歌曲，现成的革命历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写！”为避开创作痕迹，空政文工团领导决定，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文学、音乐、舞蹈三大创作班子，统称作“编辑”。《十送红军》的作者朱正本、张士燮，也就成了“收集整理”。在当时，著作权的事情不像今天这样受到重视，结果，这一署名方式延用了40多年。许多人误认为《十送红军》是一首历史歌曲，甚至多年后还闹出来了一场纠纷。
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电视剧《长征》。剧中多次用唢呐吹奏《十送红军》，作为背景音乐有力地烘托了剧情。电视剧《长征》从头到尾都采用了《十送红军》的曲调，这首歌成了该剧的主题音乐。《长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乡亲们在湘江边打着火把送红军，毛泽东叫一位姑娘再唱一首《十送红军》，这位姑娘便含着眼泪唱了起来。当年参与创作《十送红军》的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们看到此处，都哑然失笑：《十送红军》1961年才问世，长征时哪来的《十送红军》？同志们还发现《长征》剧的片头片尾居然都没有注明《十送红军》的词曲作者。原空政文工团总团团长黄河、副团长牛畅、歌舞团团长汪洋、《十送红军》的词曲作者朱正本、张士燮，纷纷给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打电话，写证明材料，澄清事实，要求予以更正。因涉及著作权，中央电视台不敢怠慢，很快就弄清了情况，迅速纠正了错误，并采取了补救措施。当电视剧《长征》播放到第15集时，片尾加注了如下字样：主题歌《十送红军》，编词：张士燮；编曲：朱正本。
罗瑞卿说：“他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司令，叫他不要搞了！”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许多老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全国解放后，他们格外珍惜这种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和刘亚楼司令员的感情就非常好，刘亚楼的父亲甚至把罗瑞卿称作“恩人”。
1961年1月30日是，《空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刘亚楼在机关忆苦思甜的事。文中谈到：1932年春，刘亚楼的父亲因家境贫寒，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找到红四军军部。刘亚楼因战事紧张，恰好不在。红四军政委罗瑞卿得知后，热情接待，临别时给了他15块大洋。此事刘亚楼的父亲一直铭记在心，1952年，刘亚楼将父亲接到北京居住。父亲一到北京就问刘亚楼：“那个高个子政委，救咱家的那个人，他现在在哪？我真想念这个恩人啊！“
空政文工团的这台大型歌舞最初定名为《狂飙曲》，又觉得《狂飙曲》比较抽象，便改成了《光辉的历程》，公演时又改成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个剧名之所以改了好几扁，是因为中间出了一个插曲：
罗瑞卿认识空军的不少演员，有一天他遇见了女演员王立春，随口问了一句：“小王啊，最近你们在排什么节目啊？”
王立春老老实实地回答：“正在排一个300人的大歌舞《光辉的历程》。”
“什么大歌舞？”
“听说刘司令和你在朝鲜看了一个大歌舞，刘司令回来以后叫我们搞的。”
罗瑞卿脱口说道：“你们空军有什么光辉的历程？人家朝鲜一台大歌舞弄了3000人，你们有多少人？他出什么风头！回去告诉你们司令，叫他不要搞了！”
罗瑞卿的话看似严厉，实际上多半是戏言。
王立春回去以后不敢隐瞒，向团里做了汇报。因事关重大，层层上报，最后报告给了正在长春开会的刘亚楼。刘亚楼一听就火了，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少将看过排练，他想保护文工团的积极性，就向刘亚楼解释道：“文工团已经排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先让他们排下去，过些天你看一看。如果行，就接着往下排。”
此时，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雷风在长春搜集歌曲。刘亚楼把他叫了去，生气地说：“我叫你们唱历史歌曲，什么时候叫你们搞大歌舞了？你们懂得什么光辉的历程？”刘亚楼叫雷风给文工团打电话，说：“不要把题目搞得太大。现成的历史歌曲可以唱，不要另写。”电话打过没几天，刘亚楼在有关报纸上看到“八一”建军节期间首都文艺演出的安排，其中就有空政文工团的《光辉的历程》。这一回刘亚楼的火气更大了，令人层层追查。刘亚楼又亲自给已经回京的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打电话：“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啦？都上报纸啦！”
文工团排练时，王辉球连着看了一星期，最后他断言：“政治性，艺术性都很强，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司令员追查下来了，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便对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说：“你带着文工团的几个人，向司令员做个检讨吧。那一天，王静敏领着空政文工团总团两个副团长牛畅、董琚和歌舞团团长汪洋，来到刘亚楼家中，向刘亚楼报告：“司令，我和文工团的几们领导向你做检讨来了。”
刘亚楼刚从长春坐飞机回来，坐在一楼客厅桌子旁，看文件。他说：“你们不要给我做检讨，你们向罗总长检讨去！你们本事那么大，罗总长的话你们都不听，跟踪我检讨什么！”
就这样，空政文工团将《光辉的历程》改为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1年8月1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公演，后移至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因公演前闹了这么一场大乱子，为了避开创作痕迹，文学、音乐、舞蹈三大创作班子，都称为“编辑”。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9场16景，共演唱了46首歌曲。在艺术处理方面，没有排练成一个简单的大合唱，而是有人物、有情节、有舞蹈、有演唱。每一场都有一个主题，用朗诵词串接，前后呼应，层次分明。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公演以后，在首都引起了轰动。罗瑞卿上将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他上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时，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给我乱讲嘛，什么大歌舞，这是歌剧嘛！”看来，罗瑞卿并不知道，这场表演差点因为他的一句玩笑话而“砸了锅”！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京公演期间，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粟裕、肖劲光、王树声、彭真、萧华、李富春、杨成武、傅钟、刘志坚、陈其通等领导先后观看了演出。观众对演出的反映十分强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刘亚楼看完演出后高兴地说：“改得挺好的嘛！我叫你们唱歌，你们举一反三，做对了！有几个演员很好，但是还要修改加工，边演边改。我们空军全体常委请大家吃饭，祝贺演出成功。”
有一天，萧华上将看完排练，对演员们说：“有一首《欢送红军歌》在苏区的儿童中非常流行。不仅小孩会唱，大人也会唱，应该加进去。”这位当年的“红小鬼”给大家讲了过去表演时的情景：几个儿童团员手持红樱枪，一边天真地跳着舞，一边唱：“鼓声咚咚，红旗飘扬，战士们好英勇。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
1960年9月至10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军事博物馆后来又举办了抗大展览，宣扬抗大精神。有一次罗瑞卿看完演出，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加进去！”别看罗瑞卿起初给空政文工团泼了“冷水”，可自从他看了公演后，就看上了瘾，有空就来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公演时，第一场演完了，罗瑞卿大将突然兴冲冲地跑过来。文工团领导又惊又喜，问题是已经演完了一场，叫罗总长看半拉子戏，多少有一点不合适。罗瑞卿还直摆手，说没关系。文工团领导想了想，向观众做了解释，又从第一场开始重新演。
还有一次，班禅大师把大家弄了个“人仰马翻”。那天晚上，离演出还有半个小时，观众已陆续入场，突然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通知：班禅大师率西藏地方政府原四品以上官员今晚要来看演出，请安排一下。并解释说，班禅等人今晚的活动是临时决定，请空政文工团谅解。公演是公开售票的。观众已经进了场，总不能将观众撵出去。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不愧是久经沙场，几位领导一商量，有了办法。他们把后台所有的椅子都搬出来，领导和演员们一共十几个人，走到台下，与前三排的观众解释，动员他们把前三排的座位让出来。
观众们一听班禅大师要来看戏，都十分配合。前三排的观众很快就把座位让了出来。班禅等西藏官员进场时，观众们全部起立，主动鼓掌欢迎，而且是长时间地鼓掌。班禅大师也频频向观众们挥手。等班禅一行坐稳后，观众们的掌声才渐渐平息。那天晚上，演员们在台上演得卖力，班禅等人看得也很高兴，观众们配合默契。整个民族文化宫礼堂，洋溢着一派民族大团结的气氛。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公演以后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它的艺术表演形式，更令人关注。当时国内还没有“音乐舞蹈史诗“这种艺术表演名称，究竟应该将它归于哪一类剧种，在首都文艺界引起了一番争执。因为称它为歌剧、舞剧、歌舞剧或是大合唱都不确切。个别专家甚至揶揄道：“说它是戏吧，又不是戏。说它不是戏吧，里头还有几个人物，有一点情节。叫什么剧？四不像！”
北京市长彭真听到了以上反映，倒是说了一句话：“说它是四不像，就是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更有劲！”空政文工团的演员们听到彭真市长的这一评价，心里很高兴。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被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表演形式，后来演变成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刘亚楼发火说：“我们空军的，干嘛叫别人来演！王心刚来演什么？还叫秦万檀唱！”
1961年底，应中共上海市委邀请，空政文工团由总团政委陆友同志带队，赴上海公演《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这是空政文工团建团以来，去外地演出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仅道具就装了满满两节火车厢。那时没有录音伴奏磁带，而大歌舞是需要合唱队的，所以赴沪演出的总人数达200多人。上海市政府部门接待的能力有限，这么多人的吃、住、行是个问题。为了不给上海人民增加负担，刘亚楼司令员想出了一个点子。在空军的一次会议上，他点了驻沪部队空4军政委江腾蛟的名。
“我们文工团要去上海，给上海人民演出。你江腾蛟欢迎不欢迎？”刘亚楼问道。
“欢迎！”江腾蛟放开大嗓门回答。
“这一次，我叫你当一回后勤部长，给文工团当后勤部长。你愿不愿意？能不能当好？”刘亚楼继续问。
“请司令员放心，我保证当好文工团的后勤部长！”江腾蛟一口答应下来。
空政文工团在沪期间，住在四平路空4军招待所和巨鹿路空军招待所两地，后勤工作均由4军保障。他们在上海演出40场，历时1个多月，观众七万二千余人。上海市《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新民晚报》连续刊载有关演出的消息。广州、兰州、济南、南京、杭州等地的文艺团体，还专程派人赶到上海观摩。
1962年5月26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三人，在刘亚楼和吴法宪的陪同下，在北京观看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一道观看演出的还有肖劲光大将和萧华、杨成武、傅钟三位上将。演出结束后，林彪做了三点指示：一是《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很好，可以用它对全国人民、全军官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广州、武汉、兰州、济南4个大军区的文工团，也要照空政文工团的样子排演；三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把它拍成电影，要让全国都能看到。不能拍成黑白的，要拍成彩色的。那么多的红旗、红樱枪、红袖章，彩色的多好看，黑白的就不好看了嘛！
林彪的指示让八一电影制片厂为难了。上个世纪60年代，彩色胶片全要靠进口，八一厂一年仅有一部彩色胶片，那年计划是打算拍摄故事片《农奴》的。林彪的指示一下，只好把彩色胶片用于拍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人物有17人，男声独唱演员秦万檀扮演“男一号”——红军指挥员甲，这是一个贯穿全剧的重要人物，从第一场井冈山的红军党代表，一直演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指挥员。
1960年底，刘亚楼在杭州开会，秦万檀也在杭州。有一天篮球比赛，刘亚楼见秦万檀在球场上跑来跑去的打篮球，把他叫到跟前，脸上挂着笑，道：“秦万檀，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啥事？“秦万檀不知司令员有什么大事要找他商量。
“你不能光唱歌不跳舞，你能不能学学舞蹈。”
秦万檀顿时就愣住了。唱歌的演员肺活量大，体形不如舞蹈演员苗条。在舞台上，唱歌的演员一般都是比划比划。刘亚楼没管秦万檀心里的想法，继续说他在朝鲜看过一场大歌舞，他已经给文工团布置了，要排一个历史歌曲表演唱。最后刘亚楼用命令的口气说：“你把李光（舞蹈演员）叫来，叫李光教你。”
秦万檀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不胜感慨地说：“舞蹈演员都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学跳舞，我30岁的人了还要学跳舞，我容易嘛！从此以后，李光教我，天天早晨起来跟着舞蹈队练功，不是比划两下子，是真练……”
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期间，导演觉得秦万檀从头唱到尾，唱得歌曲太多了，想换个演员唱。换了几个人，都不如秦万檀唱得好，换人一事只好作罢。没过多久，导演又觉得秦万檀的银幕形象不太理想，想把八一厂的电影演员王心刚换上去。叫王心刚表演，对口型，不真唱；秦万檀在幕后唱。刘亚楼知道这件事后，发了一通火，他生气地说：“我们空军的东西，干嘛叫别人来演！我们文工团又不是没人了！王心刚又不会唱，叫他来演什么？还叫秦万檀唱！”导演再也不敢提换人的事了。
“排演《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表演形式对新中国的舞台表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创作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上海市文化局接受任务后，派专人到北京找到牛畅副团长，索要《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剧本，还一个劲的追问：“你们空军怎么想起来搞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1962年春天，在《上海音乐之春》和华东地区歌舞团汇演期间，上海市推出了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台歌舞集中了上海市和华东地区数省的文艺工作者五六百人，作品反映的时间跨度比《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延长了，一直到“大跃进”时期，同时内容也有所增加。
1964年，随着建国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的临近，周恩来总理要求国务院文化部和总政文化部，综合空军和上海两台大歌舞的经验，创作排练出一台能够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年初，按照刘亚楼的要求，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牛畅带领张士燮等原班人马创作《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第二部。他们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计划从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开场，分为：保卫延安、千里跃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等，共15场73首歌曲。正当牛畅等一般人忙得热火朝天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急调张士燮，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
刘亚楼得知后指示说：“排演《东方红》，我们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这样，空政文工团的很多同志陆续被《东方红》创作组调走，《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第二部也因此停了下来。
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国务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副组长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领导小组成员还有时乐 、胡果刚、李伟等。下设4个大组：文学组、音乐组、舞蹈组、舞美设计组。文学组长魏风，副组长乔羽，文学组成员还有总政的徐怀中、空军的张士燮、南京的任红举、广州的章明等。此外，文学组还有贺敬之、郭小川、程光锐等著名作家。空政文工团的美工师张敦仁等同志，全部调到了《东方红》舞美设计组，张敦仁担任设计组长，空政的舞蹈演员被抽调了60多人，孟兆祥担任了《东方红》第三场《万水千山》的执行编导。
最初《东方红》这台歌舞表演没有名称。接受任务后，副组长、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把牛畅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创作经过。牛畅讲述了朝鲜、空军、上海三台大歌舞的情况，他告诉陈亚丁，朝鲜那台大歌舞节目单的标题是：音乐舞蹈史诗《三千里江山》。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李伟看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之后，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不如把它改成《东方红》。
陈亚丁好奇地问道：“那你们怎么不改成《东方红》呢？”
牛畅委屈地说：“我们想叫《光辉的历程》，刘亚楼司令员都不同意，狠狠批评了我们一通，王静敏还领着我们向刘亚楼做检讨，把已经印好的海报、节目单都换掉了。要是叫《东方红》，题目更大了，刘亚楼岂能饶过我们！”
经多次商讨，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把这台大型歌舞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红》正式演出时，序幕《葵花向太阳》之后，共分8场，一直演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主席观看了《东方红》。毛主席看过后提出：不要演那么长，演到1949年解放就行了。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剧组把第七和第八两场删掉了，最后的定型本就是电影艺术片《东方红》。尽管删掉了两场，可是这两场中的许多歌曲如《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仍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传唱多年。
如果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东方红》简单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内在联系。
从时间上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东方红》之前。而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还没有一部以中国革命历史为主题的大型歌舞。从表现形式上，《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可谓开了大型歌舞艺术的先河。从歌舞内容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里演唱的《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主力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歌曲，在《东方红》里也都采用了。牛畅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等歌曲，《东方红》里面也有，不过是改由劫夫、晨耕、彦克、吕远、沈亚威等音乐家谱曲。1964年10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的长篇文章《在音乐舞蹈艺术革命化的道路上——介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和演出》。文中说：“……《东方红》的创作，对我们绝大部分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同志都是个新课题，尽管有我国音乐舞蹈艺术的革命传统可以继承，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上海文艺工作者创作大型歌舞《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成功经验，这都是我们的活样板和创作基础……”陈亚丁的这一评价已经非常清晰明了地阐述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东方红》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前后因果关系。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总结会上讲话时，对空政文工团的辛勤劳动予以了肯定。他特别提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在空军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