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考察了此轮石油等价格上升的特点与成因，主要观点是:1.石油等价格持续大幅上升是对全球经济的冲击；2.其主因是全球经济发展而不是名义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3.石油价格冲击会引起商品间比价调整，并因资源配置调整的滞后引起供给冲击型价格上升；4.坚定且有信誉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防止商品与服务价格比价调整，演变为工资上升与通货膨胀加剧的螺旋;5. 面对石油冲击，单一的总需求政策是不够的，加快推进更加深入的市场化改革，消除因政府管制、行政垄断和市场竞争不完全引起的价格刚性，保持我国生产率的高增长是应对石油价格冲击的基础。
[关键词]石油价格实际冲击总供给政策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0；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8）05-0009-07
[作者简介]唐杰(1955—)，四川德阳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孟亚强(1983—)，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南开大学金融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
我国经济正在面对前所未遇的外部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冲击。美国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走弱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紧缩性影响，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成为我国通货膨胀上升的推动力，在内外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既要治理通货膨胀，又要防止国民经济过度下滑，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本文尝试从我们面对什么问题、需要研究什么问题及如何进行研究这三个方面，对石油冲击和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概要性描述，以期对目前有关理论和政策研究有所帮助。
一、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
上升带来的影响
如今似乎被遗忘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重新笼罩世界。2007年全球通货膨胀率低于3%，其中发达国家低于2%，发展中国家低于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2008年全球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则分别是约4.5%、4%和7%，全球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已成定局。能源与原材料价格等产品价格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再度大幅上涨，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威胁。世界基础产品价格，以1998年为基期（＝100），到2003年五年内增长约36%，四年半后的2008年5月又增长了213%，其中，石油占加权比重为53.6%，前五年增长了121%,后四年半又增长了325%，食品、农产品原料和金融产品则分别为，-4%:95%，2%:28%，9%:214%①，可以说全球基础产品价格上升与石油价格上升关系密切。
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五年，世界性基础产品价格全面持续快速上升，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的承受能力，经济增长下滑与双位数通货膨胀开始成为全球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能源与原材料进口国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出口国也如此。全球通货膨胀率居前列的经济体中，诸多石油出口国赫然在列。拉美的主要 经济体作为原材料出口价格上升的受益者也出现了通货膨胀率升高、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率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墨西哥、巴西、秘鲁、智利等国不仅是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经济滞胀。俄罗斯和印度已经出现了两位数通货膨胀，欧盟始终将保持低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政策核心目标，通货膨胀率也已达到4%。经济衰退与通胀的痛苦在石油等价格涨势未稳定前仍将在全球蔓延。1998年以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着双重冲击，石油等价格持续快速上升是典型的总供给冲击，美国与欧洲经济进入下降通道则构成了总需求冲击。因此，有关全球经济重蹈滞胀覆辙的议论也确实不能说是杞人忧天。
二、基础产品价格持续快速上升
具有实在的物质基础
有关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的原因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富于争议性的题目。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面对美国的指责，明确提出石油消费不合理与石油投机是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关于美元贬值与美国利率持续走低，造成国际热钱非正常流动的观点同样引人注目。概括说来，有关争论可以分为名义冲击论与实际冲击论，也可以分为中短期论与长期论，当然以综合因素或主要因素论划分最为简便，IMF称得上是中短期综合性因素论的代表。
在2008年4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IMF指出全球性基础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供给增长缓慢；二是需求持续稳定上升；三是生物能源的发展；四是包括美元贬值与美国利率长期偏低刺激投机因素等。报告测算了美元实际汇率贬值对石油价格的影响，结果是美元每贬值1%，引起石油价格在一年内上升0.48%，两年内上升1.08%，随着时间推移，五年累积可引起石油价格上升1.58%。在1994年开始的强势美元周期里，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曾经分别升值了约三成。自2001年以来，美元的名义和实际贬值率分别达到了三成半和四成，名义汇率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实际汇率回落到了90年代中期的水平。据此估算，美元实际汇率贬值会引起石油价格上升30%～60%，对石油价格累积上升的贡献率超过15%。虽然很难估计流动性过剩与投机性因素对石油价格上升的确切影响，考虑到美元贬值与石油价格上升之间已经包含部分货币因素，有理由认为包括了美元贬值在内的名义货币因素对石油价格持续上升的影响约为1/3，亦或是更高些，却不会否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因素，而不是名义货币因素，是造成此轮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广泛持续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约翰(John Cuddington, 2007)等人采用超级周期论（Supper cycles）作为石油价格上升长期分析方法，指出超级周期是主要经济体持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引起基础商品价格出现持续十年以上的大幅上升，在周期波峰与波谷中，基础原材料价格指数会出现偏离平均趋势20%～40%的涨落。工业化以来已经出现了三次典型的超级周期，自1998年开始的新一轮石油与大宗基础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升可能是第四次超级周期的到来。自1981年以来全球石油消费年增长率约为1.4%，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最快，占全球人口比重最大的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增长率达到了3.6%。1981年亚太地区占全球的石油消费量为17%，2007年已经上升至30%，占同期全球石油消费净增长量的60%。事实上，有关石油生产顶峰论的研究为超级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解，尽管相当多的石油技术经济学者和经济学家不认同2030年世界石油产量将达到顶峰的观点，但普遍认为人类正在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消耗石油储量。在过去30年里，全球石油消费量的增长已经超过了探明石油储量的增长①。依据英国石油世界能源统计回顾(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以及国际能源署2007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的报告与统计资料，我们还需要说明四个重要的细节：一是过去30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增长率约为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3。二是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印作为重要的石油消费增长源，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石油使用效率的提高，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在持续下降。三是自1998年以来，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全球石油消费量仍在按不变速度稳定上升。相比之下，上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等发达国家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引起石油消费量的绝对下降。全球石油消耗下降持续了8年之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持续了15年以上。四是尽管自1981年以来包括俄罗斯、土耳其在内的欧洲与欧亚大陆地区的石油消费量持续负增长，占全球石油消费量比重下降了15%，但是人均石油消费量仍远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帕克 (Park,2006) 等指出，实实在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差距，使亚洲石油消费量的增长具有持续性。
综上所述，石油价格大幅上升是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美国放任本币贬值的影响，但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认识到目前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产生累积冲击的持续性。要看到20多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不仅支持了全球经济增长，而且造成了石油与大宗原材料需求的持续增长。只要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仍在继续，石油与大宗原材料的消费量就难以绝对下降。若如此，曾经反复出现的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暴涨后会大幅下跌的历史经验有可能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②。依据国际能源组织2007年的预测，2005～2030年世界一次能源需求量会以年1.8%的速度增长，至2030年，一次能源总需求上升55%，其中原油需求量上升37%。显然，我们正面对一个不能仅靠紧缩货币量来解决的巨大且持久的实际经济冲击。
三、面对外部冲击:
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方向
汉密尔顿(Hamilton,1983)发表了至今仍被视为经典的研究成果，对石油价格冲击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进行了实证检验。随之而来的研究成果有如汗牛充栋。保拉(Paul Segal,2007)对主要理论研究动态及研究方法论进行了综述。我们概要地划分为四个研究方向：
第一是采用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检验汉密尔顿结论的可靠性。例如，罗特伯格(Rotemberg,1996) 等证实，石油价格上升1%的5～7季度后美国产出会下降0.25%。IMF认为石油价格升3美元,全球产出会下降0.3%。
第二是货币政策与实际冲击的关系。贝南奇（1997）等研究证明，面对外生的石油冲击，货币政策的正确与否及是否连续一贯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程度有显著影响。萨格(Segal,2007)更加强调坚定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石油冲击的意义。特雷斯特在《保罗.沃尔克－金融传奇人生》曾经详细记述了，1970年代美国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曾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第三是有关对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研究。柯蓝(Kilian,2007)和伯克(Bloch,2007)等考察了中长期外部价格冲击对本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白塔川亚(Bhattacharya,2006)等关注以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区分的汇率变动与进口商品价格对本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变化的影响。蓝卡鲁斯 (Lescaroux,2008) 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实证分析了石油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短期与长期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检验证明，外部价格冲击首先会因价格构成直接引起PPI和CPI的上升，上升幅度取决于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作为重要的生产投入和消费要素在PPI和CPI中所占的比重。石油与大宗原材料所占比重越高，PPI和CPI反映的就越直接和越敏感。接下来会出现第二轮冲击，即PPI和CPI上升后，会直接引起增加名义工资的要求，企业成本因此上升，形成提高销售价格转移涨价成本与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螺旋。这种典型的外部冲击引起的通货膨胀性的总供给紧缩，还会形成总需求冲击，表现为通货膨胀降低了实际总需求能力，消费下降和储蓄上升，实际利率提高和投资收缩，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成为一种突出问题，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及资产价格缩水与高通货膨胀并存，经济滞胀成为突出时代标志。
石油等价格冲击不同于单纯的货币数量型的通货膨胀。首先，这一冲击在技术系数条件不变、替代弹性不灵敏的条件下，实物供求失衡引起短缺性产品价格上升；其次，这种冲击以长期积累、一次释放、多因素耦合、在产业间逐渐蔓延为特点；再次，这种冲击最直接的要求是进行基础商品与制成品和服务间比价的调整，因此是一种改变生产能力的实际冲击。面对石油价格冲击，运转良好的企业和适用技术会突然间因成本上升而失去生存能力，大量的产品和服务因价格上升而无人问津。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自然而然地成为短期的政策热点，但我们必须时刻记住的是，只有总供给方向效率改进才能最终消化石油冲击的负效应。
第四是有关最优货币政策和合理财政政策的研究。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变动具有随机游走的特性，超级周期的频率也不稳定，因此识别外部冲击性质与实施有效的国际协调十分困难，错失最佳应对时机会是一种常态。弗洛尔(Fiore,2006)认为，所谓最优的货币政策是在难以有效地分辨基础产品价格与制成品和服务价格比价调整过程还是通货膨胀过程时，以实现长期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约束性和保障性规则，中央银行在CPI上升初期即以坚定的态度收缩货币，防止过多的货币量与外部价格冲击配合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有关实证研究表明，一个紧的宏观经济环境相对于一个总需求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减弱PCP对CPI的冲击及CPI与工资之间的螺旋推进。库马科(Kumah,2005)以中亚四国为例检验了一国财政状况对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的脉冲响应，指出无论是石油与原材料出口国还是进口国的财政状况都会受到石油与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尽管存在着价格变化、财政状况反应时间的差别，但无论是进口国和出口国都需要实行相对宽松但绝不能散漫的财政政策。布尔科(Bouakez,2008）等人讨论了固定汇率条件下小国经济体以政府补贴方式减缓石油价格冲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布兰查德等人（2007）对1984年前后两个阶段石油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布兰查德的分析时间截至2005年3月。自1998年以来无论是按现行美元价格还是不变价格计算的石油价格上升幅度都超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石油价格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冲击效应显著减弱。从美国情况看，1984年以前石油价格上涨10%，8个季度后的通货膨胀脉冲响应最高，约为0.6%；11个季度后的产出响应达到最大，约下降0.7%。1984年以后的通货膨胀响应弱化为4个季度后达到最高，约为0.3%；8～10个季度后的产出响应弱化为约0.3%。布兰查德等在研究中还实证检验了1984年前后四个阶段石油价格冲击对G7、老欧盟12国与OECD和美国经济的综合影响。从中可以看出，1984年以前，以石油价格上升超过50%作为冲击的标准，其后8个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G7为3.3%，欧盟12国为3.5%，OECD为3.4%；1984年以后则分别下降为0.2%、0.4%和-0.2%。从产出的冲击反应看，1984年以前，同等的石油冲击使G7的产出下降10.2%、欧盟下降6%、OECD下降8.9%。1984年以后，则分别保持产出增长1.8%、0.3%和2.1%。总之，发达国家经济自1984年以后具有了良好的抗冲击能力。
石油价格冲击的负面影响为何能够减弱？布兰查德等对三个假设的原因做了令人信服的实证检验，其一是工资刚性减弱；其二是有信誉的货币政策;其三是经济增长对石油依赖的下降。很显然，这是一个关于石油冲击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综合性反应框架，总供给方向的效率改进是石油价格冲击弱化的实际基础，坚定且有信誉的货币政策是防止比价调整引起的通货膨胀螺旋的重要保证。观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可以发现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等技术性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遏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货币政策信誉得到了确立。一个重要的史实是，1984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水平持续明显地高于1984年以前。布兰查德所做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信誉与石油价格冲击关系的检验表明，以价格刚性弱化和石油消费占GDP比例下降为基础，坚定的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信誉对弱化石油价格冲击有确定的积极作用。
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可以类比为突然开征高额资源税，若制成品与服务领域企业将税负转嫁给消费者，全社会价格水平随之上升。如果制成品和服务领域企业不转嫁或是少转嫁增税负担，冲击对于价格总水平的影响为零或是较弱。从长期看，制成品和服务领域企业不转嫁或是少转嫁成本上升负担，与企业家的道德水平无关，当然也不决定于政府的价格管制，核心原因一定要到企业具有消化生产成本上升能力方面去找。若假设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实际工资、进口原材料价格和企业成本加成及生产率等四项因素的增函数，不难看到，当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时，若实际工资和企业成本加成是刚性的，只有生产率提高快于进口原材料价格增长，生产成本才可能不上升；如果生产率不变，则只能是实际工资与企业成本加成不能为刚性。很直观的结论是，企业生产率不大可能爆发性上升，因此防止基础产品与制成品和服务比价调整演变为全面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是消除任何形式的价格刚性，即当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时，实际工资与企业成本加成要能够灵活向下调整。
科塔马(M.Katayama,2007)的研究表明，1980年美国放开交通运输市场管制，对美国石油使用效率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从放开管制到生产率提高之间的时间差短得惊人。1984年以来发达国家广泛而深刻的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及放松政府管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资刚性及依靠行政与自然垄断形成成本加价体系。总之，有关完善市场机制的总供给方向的改革，对于减弱石油及大宗原材料价格负面冲击不仅是基础性的，而且有较高的时间效率。
卡布米(Campolmi ,2007)注意到石油价格冲击对发达国家经济负面影响弱化的现象不是孤立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去考察和分析。过去30年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亚太区和欧亚大陆区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20亿人口加入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绝不仅仅引起了石油和大宗原材料需求上升，而且产生了重要的总供给效应。美国作为资本技术输出国和商品进口国分享了中国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利益，OECD国家在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国际分工中也普遍获得利益。
四、制定我国应对石油冲击政策的若干认识
一是相对于1998比较单纯的短期总需求紧缩型冲击，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十年前相比要复杂得多。简单的概括就是，通货膨胀在前，经济衰退在后，宏观政策选择多有掣肘。当前我国既面对石油价格的总供给冲击，也面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需求冲击，同时因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改变了全球财富分布的格局，全球贸易额分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我国外部需求总量与结构的贸易冲击。更为突出的是，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已经显示出更强的冲击性和更长的持久性。因此，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还是10%决定于生产效率与结构效率，技术不变与结构不变的高增长将使我国长期面对石油与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冲击。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成为可能。经济增长率适度下降是短期需要，也是中长期需要。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是我们所需要的健康性指标，失业增加需要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弥补。在此期间，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信誉至关重要，明确并坚持合理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搭配，实行连贯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预期及降低石油冲击的成本。
二是石油等价格冲击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从中表现出的石油等基础产品及制成品与服务比价调整的要求，是我国经济中长期经济增长面对的真正挑战。我们要做好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化解冲击的政策准备，其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与努力消除仍然普遍存在的行政垄断是改革的关键任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弱化石油冲击的治本之策，但资源配置的调整必须以有效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理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是未来改革的重要内容。但关键在于要有明晰的理顺体格体系目标与可稳步持续地实现转换的方案，以及合适的改革节奏。理顺价格体系并不是简单放开价格，短期价格管制具有减缓冲击、防止物价轮番上涨的作用，在面对剧烈冲击和完成向市场定价体系转换的过程中，当企业边际成本上升水平快于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市场竞争不充分，一定会产生工资与物价的螺旋式上升，因此理顺价格体系的前提是加强市场主体竞争性，进行新一轮市场化改革。
三是需要密切观察我国生产率变化的趋势。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果就是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生产率的持续显著提升，这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核心原因，也成为我国抵御近十年来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的重要基础。我们以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比较中美两国国内价格对石油冲击脉冲反应，得到了三个重要结果，一是中美两国CPI对外部石油与粮食价格冲击的脉冲响应总体水平大致相当，其中，粮食价格对中国的冲击更大些，石油冲击对美国的影响则更高一些；二是中美两国PPI对石油与PCP冲击的反应有明显差别，我国PPI对PCP脉冲响应比美国滞后、幅度比美国高、达到稳定的时间比美国长。目前我国的价格体系尚待理顺，价格管制使PPI对PCP，CPI对PPI冲击的脉冲响应滞后，应是我国经济面对外部冲击达到稳定状态时间比美国要长的制度原因。而冲击幅度高于美国，则主要是因为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期；三是我国PPI上升对CPI的冲击虽然相对于美国有相当长的滞后，但冲击幅度与美国大致相当。由此展开的理论推论是：第一，我国已经具备了相对良好的进行商品比价调整的市场机制条件，特别是竞争充分具有活力的消费市场，对于减弱PPI对CPI的冲击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意义上说，我国经济具有了与美国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若的减弱石油冲击的市场机制条件；第二，高生产率增长对我国减弱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冲击有重要意义。除时滞因素外，我国企业群体能够承受持续近十年的巨大价格冲击，主要依赖于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持续提升生产率的能力与潜力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美两国发展阶段差异巨大，我国正处对石油依赖性升高的阶段，却能够做到PPI对国际市场定价PCP最终反应幅度只是略高于美国，足以说明我国制造业有较强的以提高生产率消化成本上升的能力。综合考虑我国CPI对PPI脉冲响应幅度与美国指标相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文前述的企业生产成本函数中生产率不变的假设不适用于我国。赫立茨(Holz,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1990～2005年我国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翻了一番，工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了3.5倍。当然，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未来我国三个主要的生产率提高因素都有放缓的可能：一是广泛的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我国经济运行制度性效率提升的潜力在弱化；二是经济全球化引起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的潜力在下降；三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潜力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地释放，新兴的快速成长的产业群仍不清晰。因此，我们需要加快推进新一轮的改革，消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我国应对石油与大宗原材料价格冲击的总供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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