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刊登了康晓光的《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作者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及其"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解析，并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性的"三维分析法"，在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限于篇幅，笔者非常遗憾不能更多着墨于赞词，一开篇就要从批评下笔。[1]
一、理论模型的缺陷
康文的理论模型从"群体"、"问题"、"手段"三个维度考察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所谓"群体"是根据资源占有情况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的结果，所谓"问题"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所谓"手段"是各群体在对社会问题不满时能够影响政治稳定的能力，包括一切可以想象的集体行动和个人行为方式。在每个维度上均进行了分类，"群体"划分为精英与大众两大类，精英又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又划分为城乡大众和贫困阶层；"问题"先划分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大类，每个大类下面再划分若干小类；"手段"则从全局性影响到局部性影响递降排列，上至海外力量渗透、军事政变，下至个人犯罪活动。然后将研究结果表达为两个二维矩阵："群体-问题"矩阵和"群体-手段"矩阵，"问题-手段"矩阵暂缺。康文中给出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简化的矩阵模型，矩阵元素的数值只有0和1，也就是说，只考虑有无问题，而不确定相对的强度。从总体上说，这个模型可以成立而且是富有启发性的，但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群体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其解释力远不如"社会上层-中间层-底层"分类模式，在第三节我们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康文曾提到，"经济精英的主要反抗手段是向海外转移资产、罢市、组建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但在"群体-手段"矩阵的"手段清单"中却忽略了前两项，只列出"组织俱乐部或小群体"。这种忽略大概不是编辑所为，因为对前者的强调，将与康文中的另一些论述自相矛盾。假若确如文中所说："在中国，市场支持集权，经济精英支持共产党"，"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在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的比较中"毫不犹豫的选择集权"；那么，他们又何必"向海外转移资产"呢?众所周知，稍微上些档次的经济精英都在向海外转移资产，不仅包括每年几百亿美元的资金，而且包括中国大陆最稀缺的人力资产--作为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家自身。把中资变成"外资"，把中国人变成"海外华人"，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即使他们转了一个圈又回到大陆"接受了现行体制"，也不能说是"心甘情愿的"，只能说是无可奈何的。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哪一个中国商人愿意把白花花的银子送给外国，去换取一个护身符呢?
康晓光深知："矩阵的确定是一个经验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应该根据设计合理的社会调查结果确定每个元素的具体数值，至少应该根据其他研究的调查结果推测或确定矩阵的数值。"但在事实上他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在本文中，我只能根据个人的主观‘猜测‘确定矩阵元素的数值"。在"群体-问题"矩阵中，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有群体表示不满，只有民主问题和自由问题无人问津。这一"猜测"的主观色彩似乎过于强烈了。从多年发布的对中央党校培训干部(政治精英中的精英)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获知，民主问题一直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说知识精英不关心自由问题，更是没有根据的，康文中提到的"新左派"不是抱怨自由主义的信奉者垄断了主流媒体吗?至于城乡大众与贫困阶层是不是关心民主和不满集权，由于近年来没有见到过这方面可以信赖的调查研究，我们不想妄下结论。学术界的前辈曾告诫：说"有"易，说"无"难。现在流行的"话语权"理论认为，学者的意见不单纯是在描述事实、"认识世界"，同时也是引导舆论、"改造世界"。断言社会各群体不关心、不要求民主自由，不仅有可能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而且有可能是一种消解，对民主自由理想不抱偏见的学者应当慎之又慎。
二、精英研究的问题
康文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对精英与稳定关系的研究结果，包括1980年代精英的分裂与冲突，1990年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和政治精英的统一、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合、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联合、精英联合的制度化模式("三个代表")和非制度化模式("关系网")等，内容相当丰富，但也有不够精细、准确的描绘，在有的地方甚至远离了事实真相，如果追根究底，恐怕还是与研究的方法论有关。
政治精英分析
康文认为，中国政治可以概括为有中国大陆"特色"的精英政治，其"特色"在于：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这一分析依据了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大体上符合斯大林-铁托-毛时代的社会现实，而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正如康文所说，"在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就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到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的转变"。Totalitarian state也译为全能主义或极权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也译为威权主义国家。随着全能主义体制的转型，一元化的统治精英分化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的代表性和"代理人"性质开始突显出来，至少他们要代表自己的同盟军--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这正是"三个代表"的真谛所在。
除了统治精英的分化与政治精英的代表性外，中国大陆政治精英的其他一些重要特征与演化趋势，康文中也没有谈到，例如数量特征、品质特征和结构特征等。
在毛时代，统治精英阶层是非常不稳定的，上至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元帅和大将，下至七品芝麻官，随时都有被政治运动扫地出门的危险，而且其基本队伍日渐萎缩。毛泽东发动"文革"后，党政军三个领导系统只保留了军队一个系统；林彪"折戟沉沙"后，军队也不被信任，统治阶层缩小到一个"家人-内臣"集团，由于统治根基过于狭隘，导致了"四五运动"、"十月政变"和"文革"体制的坍塌。邓时代吸取了过去的教训，虽然名义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变动频繁，但是在整体上保持了统治精英阶层的稳定，而且其人数不断膨胀。"文革"结束后，毛遗留下来的领导干部队伍只做了小规模的调整，同时大批老干部要官复原职，还要照顾受过委屈的干部子女，安排第三梯队，整个干部队伍翻了几番。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仅仅成为领导干部，还不能算作统治精英阶层的一员。根据对前苏联的研究，列入特供名单的几千名高级领导干部才是所谓的"新阶级"。在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情况就不同了，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可以称为政治精英。他们不仅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相对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而且可以得到比过去"特供"高出多少倍的待遇。现在乡镇长的轿车和住宅比过去的部长还要好，县级领导干部一出事，来源不明的收入就有几百上千万元。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随着从"第二代领导核心"过渡到"第三代领导核心"，理工科大学毕业的技术官僚取代"打江山、坐江山"的赳赳武夫，成为政治精英阶层的主体。不像开国君主那样自负固执，不像"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方面大员那样敢作敢当，技术官僚从本性上就偏于谨慎，求稳怕乱，长于操作，安于守成。根据前苏联的情况，技术官僚掌权的时代就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大致维持一代人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下一代领导人则是以法律、经济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出身者为主体，他们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有望超越自己的前辈。
康文指出：在80年代，尽管当时的最高领导者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威，但是他并不能保证党内的思想统一。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愈演愈烈。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权力的集中也加强了政治精英的团结，再没有出现高层的公开分裂，而且政府内部的冲突也没有外部化。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康文强调了"看法"和"态度"：随着老一代政治家纷纷离世，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实力不断削弱。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对党的历史和西方世界的看法都与老一代大为不同。他们更加务实，更少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经过80年代的历练，政治精英对待改革的态度在整体上趋于"中庸"。但是康文没有提到政治精英内部结构变化这个深层原因。所谓政治精英，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类别：政务官或政治家，事务官(文官)或行政官僚。在1980年代，推动整个政治精英阶层和决定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胡乔木、万里、邓力群这样的政治家；到了1990年代，由于政务官偏于谨慎和稳健，决定政策的实权逐渐落入高级事务官手中。他们在基本看法和态度上具有高度同一性，康文一再夸奖"在学习曲线上升得非常快"并帮助中国经济"软着陆"和避开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也正是这些人。十几年前，像农村组、体改所这样的"智囊团"尚被政府正规部门视为异类；而现在，这种政策设计机构一部分已经"内化"，眼下国家各部委的副部级和司局级干部，与当年"智囊团"的成员在观点上和人脉上大多是相通的。
经济精英分析
康文自始至终把经济精英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总是不加区别地说经济精英如何如何，在这一点上分析之粗糙令人难以索解。1949年以前，中共实行统战政策的立足点是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根据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理论上作出类似的区分应当说比半个世纪前理由更充分。如果不愿意沿用旧的概念，似乎可以把经济精英划分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和"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
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他们或者是行政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掌门人，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官方认可的垄断性经营特权的资本家。第二，他们大多出身于过去的一元化统治精英，或者是本人从政治精英摇身一变，或者是"一家两制"、名门之后。虽然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中的个别人有可能通过钱权交易、联姻等方式成为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的一员，但绝大多数人注定无法跨越这条鸿沟。
康文所说的经济精英不爱民主，选择集权，心甘情愿接受现行体制，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天然的亲和力，安在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头上都是恰如其分的，安在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则颇有疑问。对于官场腐败分子来说，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是欺压榨取的最佳对象。底层民众压榨起来油水不大，成本太高；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来头大，靠山硬，轻易不敢从虎嘴里拔牙；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就成了贪官案板上的鱼肉。贪官污吏和官僚垄断型经济精英构成民间竞争型经济精英头上的两座大山，认为后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现状，而不希望有更加公平的制度，似乎从人的天性上讲不过去。至于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资本家都不要求民主"，在没有任何研究资料支持的情况下，只能认为是作者的一种主观"猜测"。笔者以为，资本家有大小之别，大陆、台湾、香港的资本家也不可能一个鼻孔出气，康文上述论断说的太大、太满、太绝对，尤其是放在"例如"二字后面，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是不够谨慎的。
知识精英分析
有关知识精英的分析，是康文中最有失水准的一个部分。其要点如下：⑴"新左派"是大陆知识精英的主流思潮；⑵"新左派"构成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⑶"新左派"的核心思想是"新权威主义"。笔者认为，上述各点概念混乱、逻辑不通，既自相矛盾，又违背事实，因此无一能够成立。
康文说：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其标志就是‘新左派‘的兴起，并逐步成为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知识分子转变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的‘压力‘和‘利诱‘"以及他们自身的"犬儒主义"，而是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果真发生急剧变化了吗?
如果说大陆思想界的主流确实发生了某种转变，其标志是"新左派"的兴起吗?"知识分子是权威政治的天敌。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是，1989年以后，这个在权威政治中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在用学术语言表达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盟得以成立"。康文前面是一个全称判断，后面是一个反例，应当相信谁呢?难道1989年以后思想转变的深度能够达到否定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天职的程度?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发生思想转变是家常便饭。1919年前后和1949年前后的转变是最急剧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改变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本性，即使在集权制度下知识分子一次次受到残酷打击，仍然"上下求索而不悔"。"前苏联的经验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复杂性"，"一些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的现实使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这些只能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世界的进程中发生一些小的起伏，并不足以扭转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理想的追求。而且，前苏联和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受官方宣传的左右，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那里的经验教训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198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是新启蒙主义或称新启蒙思潮。这种话语为中共党内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界主流共同营造和使用，它的特点是维持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但在其中发掘或者塞进许多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的新鲜内容。1989年以后，大陆思想界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反戈一击，从或左或右两方面夹攻新启蒙主义；一部分人仍然坚持新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发生了相当深刻的话语转型，丢掉了更多的理论包装，旗帜鲜明地打出了人权、宪政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这两种人谁能代表当前大陆思想界的主流，其实许多"新左派"人士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是有结论的。康文却不认同这种结论，而坚持说"自由派"(虽然文中在此处说的是"激进自由派"，但在别处提到"自由派"时并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别，恐怕在康文认定社会各群体都不关心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仍然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就可以算作激进分子)在90年代已经"边缘化"，和"马列原教旨主义派""都已经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如今几乎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那么请问，80年代的思想"英雄"是什么人?现在"自由派"阵营中的李慎之、吴敬琏、秦晖、朱学勤等人果真已经丧失了对精英和民众的号召力?"新左派"又有哪些人能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康文说："90年代，新左派在理论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除了‘新权威主义‘之外，‘渐进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新儒家‘、‘民粹主义‘、‘批判理论‘、‘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相继兴起。""它们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的学术垃圾。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勾勒过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光谱：左派包括"老左"派(斯大林主义)、"中左"派(毛主义)、"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中派包括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强调二者"共同的底线"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右派包括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2]笔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分类就是最正确、最完善的，但是康文把从左到右的各种思想统统记在"新左派"的功劳簿上，比汪晖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把中派和右派一锅烩，还要显得荒唐。[3]笔者猜测，康文在使用"新左派"这个概念时，已经抛开了通常的语义，而把它作为"90年代新思潮"的代用语。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说："新左派的核心思想并不新，其实就是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相信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吴稼祥、萧功秦和1990年代"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汪晖、崔之元都不会认可这一论断。笔者在《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曾提醒人们警惕"非神圣同盟"，"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共产党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康文就表现出一种"中国斯宾格勒"的倾向，把"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拉到一起，让它们占据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进而为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说"。这样一来，自由派就被排挤到"边缘"和"极端"。然而，左中右思想的划分有其内在的逻辑，硬要把左和右拴在一起，让中间的变成边缘的，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笔者曾说："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康文也不能不承认，现实中的一切发展"蕴含着‘新左派‘分化的可能性"。
方法论分析
康文表示，希望"站在巨人肩上"，综合"精英-大众"分析、市民社会理论、社会运动理论、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开发出"针对此时此刻中国大陆‘特殊国情‘"的分析架构。其志可嘉，其成果也十分显著，但对于此中潜藏的内在矛盾和困难，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譬如，"精英-大众"分析是一种以价值中立自诩的社会分析方法，而且对于"精英"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偏爱；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理论"，对于上层阶级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敌意。这二者很难协调到一起，因此前者成为"最流行的方法"，后者就势必要坐冷板凳。
阶级分析方法在中国大陆流行几十年后，被其他的分析方法排挤到边缘，并非某些政治领袖和学界权威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该分析方法自身的缺陷逐渐被人们认识的结果。它的主要缺陷是：对于人性认识的简单化，只在利益场中分析人群，过于"唯物"、"唯利"，把具有精神追求的人给(动)物化了；对于阶级属性认识的单面性，只看到资产阶级剥削性的一面，看不到资产阶级生产性的一面；对于阶级关系认识的单向度，只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冲突，看不到它们彼此的依存和协调。康文缺乏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批判性阐释，从而在不经意中把它的缺陷展示了出来。
康文断言："政治精英......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经济精英最喜爱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入党，同时鼓励党员经商发财"，"知识精英不但仕途前景光明，而且他们利用政界的朋友关系下海经商获得成功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权力、金钱、知识、声望和地位等各种社会资源正在出现合流的倾向或趋势"。这显然是在遵循阶级分析的范式。但在别的地方康文又说，"平等"和"公正"是精英与大众的结合点。这个结论能够从阶级分析中演绎出来吗?显然不能。因此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历史传统："‘平等‘和‘公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基本诉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可谓‘源远流长‘。"康晓光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前后文中的矛盾：如果政治精英能够在"平等"和"公正"问题上与大众结合，他们就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如果经济精英在爱钱的同时也能够接受"平等"和"公正"的理念，同样也就可以接受"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如果知识精英的精神追求"源远流长"，他们并非只是阶级利益之"皮"上的"毛"，对现行体制"心存不满、牢骚满腹"的就不限于"那些没有机会参与分配的知识分子"。
三、"精英一大众"分析与社会三阶层分析
对于不同的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社会阶层分析法。有的问题适合采用"精英-大众"二阶层分析法，有的问题适合采用"社会上层(精英层)-中间层-底层"三阶层分析法，有的问题适合采用按收入划分的五阶层分析法。但如果落实到"此时此刻中国大陆‘特殊国情‘"下社会阶层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三阶层分析法比二阶层分析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康文认为："客观地说，中共第三代的能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它实际得到的评价。""只要看一看90年代国际政治地图的变化，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政府能够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别的地方却又写道："进入90年代以来，他们(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了绝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大众阶层不但相对收入下降，而且绝对收入也在下降"。对于政府政绩的评价和对于社会状况的描述明显地不合拍，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不适当地采用了"精英-大众"二阶层分析法。
在二阶层(或二群体)模式中研究政治稳定问题，基本的分析框架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可以把不稳定的原因归结为两类：精英贫困化与大众贫困化。前者还可以再细分为全局性的和局部性的。精英阶层的全局性贫困化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这就是"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当时连最高领导人也要减少吃肉。这种全局性的精英贫困化必然要导致政治动荡，按照当事人的说法就是爆发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局部性的精英贫困化出现在"文革"时期，相当一部分统治精英变成了"走资派"，从九天跌落九地。然而，落魄精英比一般大众更具政治反抗能量，他们是整个1970年代政治纷扰起伏的发动者。改革开放以来，精英阶层的利益一直受到小心呵护，人数大幅增加，所得亦大幅提高，显然，精英贫困化已经不是"此时此刻中国大陆"的国情。但是，普遍的不满和牢骚、社会动荡乃至政治不稳的迹象也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就必然导致把研究思路引向大众贫困化。大众贫困化又分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康文认为，80年代基本上是"双赢"的时代，90年代的特征是"赢家通吃"。前一时代只有相对贫困化，后一时代出现了绝对贫困化。"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那么‘全面恶化‘也许是最恰当的选择。"然而，大众阶层绝对贫困化或"全面恶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统计上的确切支持，换另一个角度说，如果可以得到这种支持，康文对于政府政绩的评价就不能成立了。
其实，康文在"精英-大众"结构中已经内嵌了"精英-大众-底层(贫困阶层)"结构，他引用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分类中也隐含着一个相似的三阶层分析模式。但是，康文认为"在毛时代，......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大众阶层，而知识分子则处于最底层"，有悖于历史事实。从总体上说，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和处境从来不曾低于农民阶层，所谓"臭老九"，只是一种调侃之言。工人和知识分子则各有千秋，但仍然是知识分子略高一筹。这在当时人们的升学意愿和婚姻倾向上都体现了出来。
对毛时代进行社会分析，首先要根据当时的理论与现实，划分"人民"与"敌人"两大范畴。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或"黑八类"(加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或"一切牛鬼蛇神"，是毛时代的"最底层"，"人民"中的任何一分子，都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一社会"最底层"经常保持在几千万人，每搞一次政治运动，就要增加几百万至几千万人(包括受牵连的配偶子女等家属)。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与"敌人"的范畴虽然继续保留着，但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敌人"阶层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对毛时代的"人民" 进行"社会上层-中间层-底层"分析，则可以按照"中国国情"分别命名为"领导人"阶层、"公家人"("单位人")阶层和"非公家人"("二等公民")阶层。后两个阶层与"城里人"、"乡下人"的范畴基本重合，虽然城里也有少数无单位的个体户和城市贫民，乡下也有少数吃"皇粮"的"非农业人口"。毛时代的总体性社会等级有序--上一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待遇均高于下一阶层，界限分明--"干部"与"工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鸿沟均难以依靠自身努力来逾越。
康文认为，1980年代是"双赢"的时代，按照三阶层分析法，就是"三赢"的时代。由于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大力推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实行干部"四化"，培养第三梯队，精英阶层的利益得到充分补偿、保障和增进。由于胡耀邦等推动开展"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陈云也反复强调"先吃饭，后建设"，经济结构从积累向消费倾斜，工业结构从军工、重工向轻化、消费品工业倾斜，社会中间层(单位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由于万里、赵紫阳、杜润生等积极推动实行家庭承包制，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连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大多数农民摆脱了饥饿寒冷与极度贫困。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各阶层的平行发展，阶层之间的壁垒还没有打破。经济精英尚未得到承认，当时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能与政治精英称兄道弟、平起平坐。鼓吹"离土不离乡"、"建设小城镇"等"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实质上都是在为城乡壁垒步步设防。
1990年代与1980年代不同的地方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阶层间流动，不仅有向上的流动，而且有向下的流动，总体性社会的阶层结构濒临崩溃。1990年代社会分配结构的变动相当剧烈，也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首先，要区分传统精英与新精英。新精英不断地从社会中间层乃至社会底层中涌现出来，扩大了精英阶层的队伍，并与传统精英一起获得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的表现，而不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其次，社会中间层与底层之间的双向流动与重新组合，比起社会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互动，表现更为明显，意义更为深远。许多研究认为，国营企业职工是毛时代的"中间阶层"、"中坚力量"、"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在1990年代开始走向没落，其中"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另一方面，从原来的社会底层--农民中产生了新的精英人士和新的中间阶层，前者如一些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后者如已在城市中安顿下来的小业主、个体户，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富裕地区的乡镇企业职工和务农者。也就是说，毛时代的社会中间层和底层结构瓦解了，新的中间层(城乡打通的中间阶层)和底层(城乡贫困阶层)结构正在形成。
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打工"阶层以及没有稳定工作岗位者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属于上升的社会流动还是下降的社会流动。如果对于其中大部分人来说是前者--凭直觉应当是这样，因为这种流动不是出于政治强迫，诸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康文所说的大众阶层中，向上流动的人数肯定超过向下流动的人数。这样从总体上说，就不是"赢家通吃"，大众也分享到了经济发展成果中的一杯羹。而且，只要城市化进程不受到严重阻碍，它对社会政治稳定的正面效应就始终超过负面效应。
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认为"大众的处境‘全面恶化‘"呢?可能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其一，自觉不自觉地把大众等同于"城里人"、"单位人"，因此容易看见向下的社会流动，而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向上的社会流动(包括中间层向上层的流动和底层向中上层的流动)。其二，由于统计方面的原因，对于农村现状的认识不很清晰。农村统计数据与全国统计数据一样，存在着两方面的偏差，一是为追求政绩而高估，二是由于统计方法的缘故而低估。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仍然保留着农民的身份，因而仍然是计算农村人均收入的分母，但他们的收入却很难统计并加入到计算的分子中，从而导致系统性的统计偏差。其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下岗的"单位人"组织程度高、政治能量大、集体行动的动机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自然会超过那些分散的、无组织的、生活状况虽有改善但远未达到理想目标的进城打工者以及其他有种种"藏富"理由的人。
四、发展、改革与稳定
康文的"基本结论"是："近期内，中国大陆保持‘政治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本文同意上述结论，但质疑其分析的架构。康文认为，精英阶层在新权威主义旗帜下的联盟与政府的弹压能力是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的基础"；"威胁政府稳定的力量只能来自大众"，大众的处境"全面恶化"，"处于全面被动的状态，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分散的集体行动此起彼伏"，一根导火索就会引发"一场遍及全国的熊熊大火"。笔者以为，康文把稳定与不稳定的因素说反了。
中国大陆不仅在未来3-5年的近期内可以保持基本稳定，而且很有希望保持更长的时间。原因可从三方面分析：人民、经济、国体。在政府决策失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曾感叹道："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人民"好"的含义是，中国人没有"公民不服从"的传统，也没有如美国《独立宣言》阐释的那种政治意识："当政府长期倒行逆施，一贯实行专政，一意孤行地把人民压制在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在刘少奇等人说过这个话以后，又经过了十年"文革"和"六四"，中国人依然是充满宽容、善意，尽量向前看的"好"人民。在其他文章中，笔者依据对中国城市化及"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支持林毅夫"中国至少可以维持五十年快速增长"的观点。也就是说，经过1979年以来二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还会有三十年可以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4]关于国体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喻希来曾写道：苏联的情况是否与中国具有可比性?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但是美国近几十年的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种族歧视，而没有导致种族隔离与族群自治。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多民族多语言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制度并没有使它四分五裂，相反，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却导致了东巴与西巴的分裂。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还不到人口的一半，许多俄罗斯人出于甩包袱的心理，积极推动了苏联的解体，倒是中亚各民族对苏联恋恋不舍，但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三个斯拉夫民族的散伙决定，更何况苏联宪法中本来就给予了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的权利。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主要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和中华"多元一体"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几百年到一两千年的紧密联系(苏联有些少数民族与俄罗斯帝国及苏联的关系只有几十年到一百多年)，汉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绝大多数汉族人也没有甩包袱的想法。[5]人民"好"，经济基本面前景光明，人民的民族结构、联合意向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体与前苏联、南斯拉夫截然不同，因此，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不应当到大众阶层中找寻。
康文认为，"引发一场国家危机的诱因可能是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海峡冲突、领导人的突然死亡或病危、宗教压制等等"。笔者以为，列举的可能性过多，预测的警示作用就会下降。最重要的诱因指出两项就足够了：可能性之一是金融财政危机，之二是外交失败导致战争危机。而它们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精英分裂与一部分精英阶层带头反抗，而不是纯粹大众阶层的"全国性集体运动"。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大陆存在着爆发金融危机的相当大的危险，而如果赤字财政变成长期政策，财政危机就在所难免。巨额银行贷款填进了每况愈下的国营企业无底洞，国家财政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用来养活日益膨胀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冗员。金融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一部分政治精英与一部分毛时代的中间阶层结盟，阻挠中国城市化、市场化、民营化的进程。如果政治精英阶层中急于建功立业的一批少壮派得势，在外交问题、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违背邓小平时代与江泽民时代的既定方针，就会引来外部力量，从根本上打破大陆内部的政治平衡。可以让国人感到宽慰的是，尽管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但是精英阶层对此已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健康力量迄今为止还是主流。鼓吹军备竞赛乃至"早打、大打"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毕竟是少数人，他们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在民众中招兵买马，也已经在其他精英与大众阶层中引起疑虑与警惕。
康文一开始就说，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稳定论"，一种是"崩溃论"。这一分类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周延的说法应当是"稳定论"与"不稳定论"。政治系统不稳定的结果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系统的彻底崩溃，一是系统的新生或复兴，从而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应当说，中国大陆主流的意见既不是"稳定论"，也不是"崩溃论"，而是"新生论"或"复兴论"，通过渐进的制度改革，在避免政治系统解体的前提下过渡到新的稳态。康文的分析出现上述疏漏，恐怕是与对政治稳定性概念的理解有关。康文认为，"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政府的稳定性与政治制度的稳定性高度相关，政府的稳定性可以等同于政治制度与政治系统的稳定性。而在政府稳定性诸因素中，首要的则是最高领导人的稳定性。
笔者以为，即使将研究对象局限于集权体制，政府稳定性问题也不能替代政治稳定性问题。康文认为，"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这是可能性而不是规律性，例如苏东国家转型，苏联和南斯拉夫出现了全面的不稳定，波兰、匈牙利等国就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就有必要研究如何在政府不稳定情况下保持国家稳定的问题。至于说"政府倒台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且此类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难重返历史舞台"，那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政治制度去而不返说明它已经丧失了内在的活力，而富有生命力的政党(如苏东国家的前执政党)则很快就能回到了政治的第一线并重新执掌政权。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充分表明了他与不合时宜的旧体制告别的决心。
关于政府稳定的问题，国外政治学家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在国内政治学界，早在1980年代初就有学者探讨过最高领导人稳定与政府稳定的关系问题。[6]"政府的稳定状态类似于生物机体的稳定，它体现为整体机能的稳定而不是结构中个别分子的稳定。""政府稳定的两个特征：政策法律的连续性、一贯性和行政干部队伍的稳定。""政府的稳定首先应当表现在政策法律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上。""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的政府。""政府的政策与法律能否具有稳定性，绝不是取决于个别权威人物的任期长短，而是取决于政府的决策机制是否健全，相对独立的决策咨询机构是否已经形成，集体决策机构是否确有决策的必要资格与实际能力。""对于政府的稳定而言，行政干部队伍的稳定比个别领导人的稳定更为重要。""逐步建立包括考任制和考绩制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现代的行政干部制度，才能建立起这样一支政府行政干部队伍。"二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前述高级事务官阶层在内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在政策法律稳定和行政干部队伍稳定的前提下，最高领导人保持稳定的重要性比当时又进一步降低了。
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大陆来说，政府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都不是单独的或者优先的目标，如果一味强调稳定，改革将无从谈起。所以，人们通常把"发展、改革、稳定"捆在一起说。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目标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中实现民族复兴，最终发展成为文明和富强的世界第一大国。这一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在本世纪内实现的，但是，发展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杜绝任何"迎头赶上"、"大跃进"、"时来运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念头。为了实现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政治改革。同时，要尽可能地为发展和改革营造稳定与祥和的国内外环境。如果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民主大家庭，而以单枪匹马挑战世界，就无法保障发展所必需的国际和平与合作的外部条件。事实上，经过20世纪的风风雨雨、曲折坎坷，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在这些根本目标上已经取得了底线的共识，分歧和矛盾只是在具体方法、途径、进度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上。
解决矛盾要靠社会协商机制而不是政府弹压能力，开展社会各阶层的协商首先要启动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对话，而有的放矢、富有成效的精英对话又以知识分子内部对于中国真"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前提条件。在吴国光所谓"语言的二元化"即公共语言与日常语言分裂的情况下，人们用"假语言"装模作样地谈论"假问题"，只会加深社会各阶层以及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隔阂和猜疑，以致酿成十三年前的那种历史悲剧。康文最值得称赞和评论的地方就在于，"用真实的方式说话"，拒绝"假嗓子"，从而为建立政治对话的"公共领域"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中美文化飞驼联合工程组委会)
注释：
[1]从《战略与管理》编辑手记得知，康文发表时有所删节，如果本文的批评起于由此造成的误读误解，笔者预先向康晓光先生表示歉意。
[2]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第2期。
[3]何家栋、王思睿：《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年3月号(45期)。
[4]王思睿：《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2第1期。
[5]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书系③，2001年版，169-170页。
[6]《从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载李盛平等：《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99-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