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是实现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在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正面临主流意识形态弱化、政治腐败滋生、社会公平缺失、政治诉求多元分化所带来的挑战。应通过提高制度绩效、推进意识形态创新、治理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来不断巩固执政党权威的物质、思想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政治体系；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8／09—0030—05
政治稳定是每一个政治体系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化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矛盾和冲突，实现政治上的稳定。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的前提，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权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性便成为实现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从这样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执政党权威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
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尤其是在实行外源赶超式现代化模式的后发展国家，由于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压缩在数十年内进行，更使种种社会失调与危机以更剧烈、更集中的方式表现出来；加上已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生活方式、政治体制、文化模式上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导致民众的超前期望和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并进而造成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直接危胁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
化解现代化追赶中的政治危机当然不能简单地利用公共权力的强制，而必须运用政治权威的功能。我们知道，权力和权威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概念，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强制性力量，而权威则是一种让人自愿服从的力量。政治权威实际上是由广大民众的心理、情感、态度、信仰所表征的对公共权力体系的认可，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执政党、政府、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过程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和自愿认同，其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整合效应和凝聚效应。政治权威具有两项基本功能：首先，它要维持自身凝聚力的持续存在并保证自身制度变迁的有序性；其次，它要调节和维持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社会其他系统的稳定。其中，第一项功能是第二项功能得以存在的前提。因为，如果政治权威不具有足够的凝聚力而使政治系统自身生存下去，它就不仅不能维持其他社会系统的稳定，自身也会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当然更无力化解各种危机和不稳定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政治稳定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政治权威的标准；反过来说，政治权威的状况也是决定社会政治稳定程度的最重要的方面。可见，政治权威是政治体系获得人们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源泉，失去了政治权威，也就意味着失去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正常的政治运行机制将发生障碍。因此，政治权威是国家政治体系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也是在急剧变革时期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可见，任何政治体系若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构建自己有效的政治权威。
当代世界各国大都是政党政治，执政党的权威成了现代国家政治体系权威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政权性质下，执政党权威的存在状况对整个政治体系权威的影响程度及后果却大不相同，政党权威的弱化或丧失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执政党权威的丧失或弱化一般只会导致政府的更迭，而不至于导致整个政治体系运行的失灵，引发强政治不稳定的现象，即出现政权政治的变化和政治共同体的不稳定。但就当代中国政治来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却是整个政治体系权威的基点和支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也就没有政府的权威，整个政治体系的权威就会受到严重挑战。这是因为，执政党权威的流失将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权威的丧失，并最终造成政策的执行受阻，造成政府、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共同体危机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强政治不稳定。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国家共同体)都是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设计、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政治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条件下逻辑演进的结果，共产党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依托。因此，共产党权威的丧失，必然导致政治体系权威性的全面丧失。与此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当民族国家出现时，它的基本政治制度也随之确立，而政党这一政治现象在当时并未产生。这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政党建立的基础和存在依托，执政党权威性的丧失一般不会危及政治体系的其他方面。二是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多数国家都将党内的权力配置模式、制度安排及其遵循的基本原则运用于国家的政权建设，因此，党的权威的丧失就会导致政治体系权威的衰微。而在西方国家，政党的组织制度及原则反而是由国家权力建构模式与制度安排决定的，国家制度处于主导性地位。三是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体现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全面领导，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权威性的弱化，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相应变化，甚至失去对社会生活的领导权。
上述表明，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是中国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政治稳定的关键。
二、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面临的挑战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转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权威性的政党。当然，这种高权威性主要是革命和党的领袖人物造就的权威，即革命的正当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革命领袖人格典范的神圣化造就的权威，它们共同造就了党的高权威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后革命时代的到来，普通大众对革命正当性想象能力的弱化或缺失以及多元价值的共存，使原先的权威性趋于消解。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重启现代化进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流动性增强、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单一利益格局为多元利益格局所取代，由此造就的价值多元和新兴社会意识，使得改革前虽然僵化但却高度稳定的社会状况成为历史，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
一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与大众意识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和高度重视。然而，随着中国迅速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开始了结构调整与重建，涌现出很多新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在政治日益世俗化和社会化的变迁中，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政治冷漠，开始关注政治。人们从过去迷信、崇拜权威，转而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并形成不同的判断。由于价值与主张的不同，汇集而
成的社会大众意识对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实的冲击和潜在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已不再是盲目追随意识形态且政治效能感低下的民众，而是逐渐趋于现实和理性，能够根据自身利益和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权威的公民，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无疑大大缩小了转型期政治统治的弹性，使得仍处于传统结构下的执政党权威面临着巨大挑战，同时也为执政党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增加了难度，进而带来政治体系内聚力和控制力的削弱和政治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二是政治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腐败的程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至今在某些方面仍呈现出发展蔓延的势头。尽管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坚持把反腐倡廉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腐败吞噬着执政党政治权威的基础，消解着党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党的信任与忠诚，直接危害和威胁政治的稳定。首先，腐败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甚至丧失信心，这就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群众基础。其次，腐败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导致国民经济的混乱和结构失调，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直接威胁到现行政治体系的经济基础。再次，腐败破坏了人们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败坏社会风气、导致道德沦丧，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可以说，腐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共识性因素。
三是社会公平的严重缺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都决定了追求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性。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决了中国几千年的不平等问题，把中国由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变成相对公平的社会。30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得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另一方面也确实出现了不少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问题：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失衡，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地位相对下降的群体，如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中，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这些情况，不仅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威望或权威，也使处在贫困端的群体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一定程度的体制排斥现象。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而造成该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分隔，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Ⅲ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从而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
四是多元分化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社会分化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正由相对一元的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传统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出现分化，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新兴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种分化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及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构，由此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加剧将不可避免：一些人成了经济迅速提升中的新富群体，也有一部分人成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社会分层化、利益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的发展取向，必然导致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使得他们对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身利益的渴望急剧膨胀。与此同时，我们的党和政府还没能为满足这些政治参与的要求做好充分的准备，提供足够的条件。一旦这些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政治诉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就必然会对执政党的权威造成冲击：能否容纳不同的阶层?能否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否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能否缓和社会冲突并消解不稳定因素?这些都对执政党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如何在传统社会群体急速分层、政治诉求多元的条件下，使党既能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又能最大限度地调节和缓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以赢得绝大多数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进一步提高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权威性，将成为中国实现政治稳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重构执政党政治权威，保持中国政治稳定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重构的实质，是寻求公众认同基础上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以及强化执政党权威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社会转型时期受到挑战并出现权威弱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的重构，以强化执政党权威在实现政治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提高制度绩效，巩固执政党权威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实践中，民众对一个政党的支持与否，最基本和直观的判断标准是看它能否满足民众的实际利益，能否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经验表明，在国家经济停滞和衰退时期，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往往会面I临挑战，也极易诱发政治不稳定。就我国而言，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均经济指数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弱势、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质的规定性、由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国民对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强烈期盼等，更要求将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政府绩效的核心。在可以预见的时间段内，经济增长作为普通民众切身利益之所在，仍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政治权威的最重要的保障。进一步说，经济绩效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制度安排决定着经济绩效。其逻辑关系是，由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构成的制度环境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杨光斌教授通过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并提出了以下命题：(1)产权制度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而产权主体和政权主体一体化时，国家控制得越多，制度的竞争力越差，国家权威资源流失得越多。或者说，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在实践中却表现为权力资源的分割和权威资源的流失。(2)由于既存的政治结构中无效产权和有效产权并存，因而必然是管制经济。而无效产权和管制经济又必然削弱制度的竞争力，即造成国家权威资源的流失。现实来看，这些确实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正像他随后提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现在却要改造这种经济制度，而需要改造的经济制度又正是改造者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不仅要面对意识形态的挑战，还有对改
造者自身的挑战。如何化解这个难题，将是中国共产党权威重构和可持续的根本所在，也是实现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协调有序，并最终实现高层次社会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
其次，要不断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巩固执政党权威的思想基础。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既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更需要统一的思想基础来维系。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作为对社会发展的以往历史、现实状况、未来远景及其演进过程的主观诠释，在塑造社会成员的政治价值取向并通过政治社会化将其内化为人们的心理定式和行为模式，从而达到对政治权威以及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政治秩序的认同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而这对确保一个政治系统的稳定有序状态是极为关键的。因此，面对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意识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如何解决好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基本价值之间的相容性，重构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不但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和完善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就要求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观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把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意识、新观念科学地纳入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使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得到体现。此外，还要积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思想精华，不仅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吸取国外思想的有益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和丰富、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创新的一个重要表现。党员吸纳标准的转变、组织结构的调整、党章的修改等，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这些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已经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平均主义等终极理想的价值标准，在探索形成社会新的价值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转型，既要结合本民族的传统人文价值，又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的精华，并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这样就可以从中建构凝聚全民族的精神资源，形成新的信仰基础，进而巩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有效化解社会转型中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从制度上治理腐败，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各种挑战中，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权威的最紧迫的挑战应该是政治腐败问题。腐败已经成为不可不除的政治“毒瘤”，而防治腐败则是党的重大任务和当务之急。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不易，失去信任却不难，而要想重获信任，则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执政党如果解决不好自身的问题，切除不掉腐败的“毒瘤”，怎么能赢得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呢?在现代社会，民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执政党，而不是一个任意窃取社会财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党。如果一个政党做了后一种选择，那么它无疑将丧失所有的政治权威。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坚决而果断地清除自身的“毒瘤”。为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和系统的反腐机制，运用科学的制度抑制腐败、打击腐败、消除腐败。我国目前反腐败的法律条文分散在各个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各个法律之间对腐败行为处罚的力度也不一样，缺乏统一性。所以，要尽快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实施纲要》等系统化、科学化、合理化，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制定《反腐败法》，从制度上预防腐败，用法律惩治腐败。同时，还要通过教育和监督，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廉政文化。
第四，注重社会公平，扩大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社会公平，一个政治体系就只能得到少部分人的认同和支持，其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是不稳固的，要想持久地维持社会的政治稳定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能不把社会公平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否则，改革和发展就都不可能得到民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面对当前我国社会公平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原则，做出了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政治承诺。当然，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兑现这个承诺有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假若这个承诺在长时间内仍不能实现，超过了这个时间点，就会更进一步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增加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使其权威性迅速下降。为此，党和政府应积极倡导和宣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理念，贯彻好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要使社会公平成为广大社会公众的重要价值理念，正确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公正的涵义，摒弃平均主义的公平观，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观念。要切实维护好公民权利，实现机会公平；在政治上，要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还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处理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努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贫困现象，合理布局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调节居民收入，实现全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是整个政治体系权威的基础和支撑，其存在状况及有效性是决定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所在。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的确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但是，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政党，也是一个具有很强适应能力的政党。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公民，应该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理智地面对大国转型所带来的问题，给执政者以足够的信心、信任和时间。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不断调节自身、革新政策和创新意识形态，以应对这种挑战并实现政治权威的重构，以有效的执政党权威为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