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观涛先生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整体研究方法，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和每隔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了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一套模式来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文章立足于金先生的作品《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同时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对超稳定理论予以概述，并结合学术界对超稳定理论的相关评论，来谈谈自己的几点认识。
【关键词】超稳定结构；无组织力量；再认识；发展；
“超稳定结构”是金观涛先生在其著作《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提出的观点。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的根源进行社会结构上的分析讨论。作者从系统论的组织方式不变的机制来定义“超稳定结构”，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系统假说。
一、超稳定理论的介绍
（一）超稳定结构的内涵
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假说，是一种用周期性动荡来清除一体化结构在调节中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以保持这种组织方式的长期稳定的机制。作者将自己的理论探索称为“超稳定系统假说”。“超稳定系统”一词来源于控制论。它是艾什比（W.R.Ashby）在50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来的。作者认为，我们可以借用艾什比研究的超稳定系统这一名词来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和停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超稳定系统，在原则上和艾什比所谓的超稳定系统是不同的。因为，艾什比的生物系统的超稳定性是一种寻找、纠错的学习机制，而我们则用它来表示那些通过组织系统瓦解后重建（周期性崩溃）来维持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长期存在（也就是超级稳定性）的机制。
（二）超稳定结构的表现及原因
1.超稳定现象是中国历史的奇观。超稳定结构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模型。它不仅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有的巨大稳定性，与此同时，又肯定了社会内部的不断发展变化，从而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从行为方式方面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多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此外，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一般来说，超稳定系统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是在系统相对稳定的时期发挥调节作用的。而另一重调节机制是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的，也就是用振荡机制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史表明，大多数社会结构都属于稳态结构，超稳定结构是不多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超稳定现象被赞叹为“历史的奇观”。
2.三个子系统及其相互作用。作者将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经济结构是指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方式。历史学家公认，自秦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朝，经济结构基本上属于“地主经济”。政治结构是指社会和国家政治组织形态。持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虽然各个大一统王朝的官制有某種差别，但它们都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则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来代表。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三个系统的耦合意味着它们的相互影响、调节和适应。
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个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并且不断调整着相互关系。但长期的发展变迁，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时，就要求社会变革，有时不得不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而调整的后果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旧结构瓦解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演化到新的形态。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定的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是稳定的，才不会被历史的流水冲走。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三个子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变化，是共生的、一起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
二、无组织力量与一体化及其修复机制
（一）“一体化”与无组织力量的联系
金观涛先生在此处引入了“一体化”这一重要概念，以便于描述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来组织官僚机构及基层社会，实现统一的独特历史现象。一体化是从社会组织方式的角度提出的，它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耦合起来，互相沟通，让意识形态为政治结构提供权威等组织要素，从而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由于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所以被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
在一体化结构外，存在着一种现象，叫无组织力量，即“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组织的那种力量”。
（二）无组织力量的表现形式及修复机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不相同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是政治结构中主要的无组织力量。这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导致一体化调节功能逐步丧失，官僚机构老化腐朽，国家趋于崩溃。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无组织力量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封建大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所释放出来的毒素，它也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化。土地兼并必然破坏封建统一大国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表现为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意义。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
中国封建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首先是因为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无组织力量以农民为自己的掠夺剥削对象，农民大起义也以无组织力量为自己的扫荡目标。封建统治者内部变法改良只是对无组织力量加以某种限制，而农民起义则是以武装革命的手段来摧毁它。这说明农民战争发挥了除旧布新的调节作用，执行着消除无组织力量的功能。但农民大起义杀伤无组织力量所起的调节作用，只是王朝得以修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封建大国的迅速重建，第二个必要条件是它内部存在着一套非常有效的修复机制。
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像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这使得其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儒家国家学说及一体化，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块修复模板。两块模板的有效拼合，方能实现新王朝建立的三种途径。正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这种双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时期的强控制，扼杀了新因素的壮大，在王朝崩溃修复期的大动荡对生产力积累的大破坏，使中国封建社会构成了超稳定系统。
对超稳定理论的再认识对于金观涛先生大胆运用的系统科学相关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这一伟大创举的确值得我们肯定。其方法论意义将在下文予以阐述。对于这样一部有学术启发价值的书，应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前人的相关评论，笔者认为超稳定理论是有重大理论价值的。
（三）重视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发展的影响
金观涛先生在《兴盛与危机》中强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关系，而儒家学说对建立宗法一体化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是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主体，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古至今，社会的和谐安定都是历代统治者所追崇的目标。从《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从政治角度而言是一种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其内部的社会观、价值观和哲学观三者相互协调，也就是所谓的内和谐。儒家学说强调“仁”和“礼”，主张人们从道德上要求自己，百姓的素质得以提高，更益于社会的安定团结。相比之下，道家主张的“无为”和法家主张的“法、术、势”在治理百姓和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则远不及儒家学说的深入人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汲取儒家学说的营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便提倡“为政以德”，倡导统治者以德育治理国家和人民。2001年1月，江澤民主席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吸取国外国内事务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如何管理国家事务，如何教育引导人民崇尚高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结晶。这一治国方略对于我们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重视无组织力量对当今行政权能的负面影响
通过研读《兴盛与危机》，我们可以知道，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这种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加剧的。其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中的土地兼并和政治结构中的官僚机构的膨胀和腐化。在此，笔者将从封建官僚制度的角度来分析说明。
《兴盛与危机》中指出，自秦到近代清末，中国政治结构体现为“超稳定”的专制官僚政治，这种政治结构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使中国历史只有改朝换代而无制度现代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6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建立了控制整个社会的管理系统，有效地控制了小农经济分散性所带来的贵族化趋势，造就了封建大帝国的繁荣，但它也带来了特有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
三、当今中国发展与超稳定结构的关系
通过对《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两本著作的学习，我们发现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均是其独特社会结构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
由于历史发展背景不同，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到封建绝对君主制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演化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封建大帝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历程，因此其现代化的过程，势必不同于其他的国家，它表现出的是“中国特色”。对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国际上流行用“模式”来描述中国的特色之路。
近年来，“中国模式”一词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跃入人们的眼帘。对于“中国模式”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的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先生认为“中国模式”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他还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和对外开放。这种“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超稳定结构在今天的表现和延续。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迁证明中国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中国模式”的形成无疑是成功的，但其还在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必须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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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红娟（1989.09- ），女，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