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安
真爱不该有套路，更不该被财富与权力掩埋，而要打破成见，随心所动。
真摯的爱情往往起于无心
《傲慢与偏见》第三卷第十八章，伊丽莎白与达西互诉衷情，她要达西先生讲一讲他当初是怎么爱上她的。
达西喃喃说：“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 看见了你什么样的神情，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开始爱上了你。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
好美的“一半路”，世上多少人并不拥有。
很多人一开始就奔向婚姻，一条条标准，冷静而理性。有的人的“相爱”一开始就充满“话术”，在动脑不动心的“技巧”中制造“爱情”。
例如在英国作家毛姆小说《面纱》中，勉强嫁给病菌学家瓦尔特的年轻姑娘凯蒂来到香港，遇上了助理布政司唐森。他是一个风月老手，特别善于撩动漂亮女性，只见他在晚宴上坐到凯蒂旁边，立刻惊叹：“我想我无法享用今天的晚餐了。”他说道，“虽然这顿晚餐美味至极。”
“为什么呢？”
“有人应该告诉我，真是应该有人事先提醒我一声。”
“提醒什么？”
“谁也没跟我提过，我竟然会和一位绝顶美人坐在一起。”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
“不必回答，这是我情不自禁的感叹。毫无疑问，我心里会把这话说上一千遍。”
随后的情景不难想象：凯蒂被勾引又被抛弃，陷入无尽的苦痛。
真挚的爱情往往起于无心，甚至像《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与伊丽莎白，一个“傲慢”，一个“偏见”，都亮出自己的本色和锋芒，似乎势不两立。但正是在这样的真实中，他们互相冲突，互相感受着真性情。他们不会为了对方的“欢心”，故意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而这恰恰抵达了爱情最根本的要义：爱必须是两个真实的人的互相看见，是生命蓬勃的原生态。
伊丽莎白十分明白这一点，她听了达西的倾诉无比欣喜，对达西说：“有些女人从说话到神态到思想，总想博得你的欢心，你厌恶这种女人。我引起了你的注意，打动了你的心，因为我跟她们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多么鲜明，多么清澈！
打破成见，让爱情更像爱情
为什么简·奥斯丁1796年能创作出这本长篇小说？写出初稿的时候，她不过21岁。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她正在经历一场伤感的恋爱。
这一年，她遇到一个学习法律的年轻男人勒弗罗伊，两人相互倾慕。然而，奥斯丁的父母并不赞同这个恋情，因为勒弗罗伊没钱，还要养一大家人。奥斯丁不得不放弃了心中所爱，她给姐姐卡桑德拉写了一封忧伤的信：“终于，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我将与汤姆·勒弗罗伊告别。而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已结束。一想到这些，我不禁泪流。”
如何让爱情简单一些？如何走出种种压制在爱情之上的习见？《傲慢与偏见》写出了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情感：打破阶层差距，打破环境压力，打破心中的成见，让爱情更像爱情。这就是简·奥斯丁的“截然不同”，她在现实中丧失的爱情，要在小说中尽情地实现。
从更广的历史视野看，简·奥斯丁的爱情理念也来自她比较纯净的生活经历。她并没有经历完整的学校教育：“我可以坦诚地说，世上敢于当女作家的人中间，我是最没有学问、最无知识的一个。”她的小说题材限定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我要描写的不过是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小日常中，奥斯丁没有丧失关于生命的常识，她是以女性的自然之心创造自己的小说天地，以文学的眼光“重构”一个有爱的世界。那是一个自由女性普遍不适的年代，1775年出生的她面对的是动荡的世界：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战争是她所在的乡村之外的常态。
而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又正逢黑暗的“血腥法典”时期，偷一只羊羔、夜晚涂了黑脸出行、私自堕胎、窃取5先令的财物……一律死刑。饥寒交迫的底层动辄得咎，成千上万的人被流放，以至于英国罪犯遍布全世界，仅仅澳大利亚就送去了2.4万名女囚。
在这惊悚的时代，奥斯丁以细柔的笔触画出心中理想的爱情，那是一片多么温暖的期待，是女性以自己的“小世界”对冰凉时代的抵抗。
“逆流而上”的情感力度
有意思的是，《傲慢与偏见》中写出了两种面对爱情的代际关系。
小说第十七章，得知女儿要嫁给达西，父亲班纳特先生有些担心：“我还是劝你重新考虑一下。我了解你的脾气，莉齐。我知道，除非你真正敬重你的丈夫，除非你认为他值得仰慕，否则，你就不会觉得幸福，也不会觉得体面。你是那样活泼聪慧，要是嫁个不般配的丈夫，那是极其危险的。你很难逃脱丢脸和悲惨的下场。孩子，别让我伤心地看着你瞧不起你的终身伴侣。你可不要稀里糊涂的。”
这位年收入两千英镑的乡绅并没有看重达西那年收入一万英镑的财富，而是让女儿坚持精神的门当户对。当他确认女儿爱上的是达西的人，而不是他的钱，班纳特先生终于送上了祝福：“好孩子，我没有意见了。如果真是这样，他倒配得上你。莉齐，我可不愿意让你嫁给一个与你不相配的人。”
父亲的一番话让伊丽莎白“心里那块大石头这才算放了下来”，感叹“所有欢乐愉快的事情都来得太突然”。
而母亲则大为不同，一听到女儿要嫁给达西，她顿时感觉要晕过去，因为她瞬间看到了金钱滚滚的奇景：“天哪！老天保佑！只要想一想！天哪！达西先生！谁会想到啊！真有这回事吗？哦！我的心肝莉齐！你就要大富大贵了！你会有多少零用钱，多少珠宝，多少马车啊！哦，亲爱的莉齐！我以前那么讨厌他，请代我向他赔罪，但愿他不计较。亲爱的莉齐！城里有座住宅！家里琳琅满目！三个女儿出嫁啦！每年有一万英镑的收入！哦，天哪！我会怎么样啊，我要发狂了。”
这话让伊丽莎白面红耳赤，“庆幸的是，母亲这些信口开河的话，只有她一个人听见”。
代际关系总是有这些哭笑不得的场景，父亲母亲的态度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傲慢与偏见》用这样的描写，释放出“逆流而上”的情感力度：在当时的英国等级社会，在爱情中追逐金钱与地位，是绝对多数的选择。
爱情的崭新定义
即使是在奥斯丁去世后的年代，依旧有无数的真爱被财富与权力掩埋。
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中，凯瑟琳深爱希斯克利夫，但她却“清醒”地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埃德加。在她答应埃德加的求婚后，对女管家耐莉说，嫁给埃德加，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他年轻，满面春风”“他将来会有很多钱，我会成为这儿一带最尊贵的女人”。
耐莉的回答特别干脆：“这都很糟！”她质问凯瑟琳：“可是，天下有钱的美少年还有着呢，也许比他更有钱、更英俊，那么，你怎么不去爱他们呢？”
凯瑟琳不得不说：“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做错了……埃德加与我，像月光和闪电、冰霜和火焰那样截然不同。我生命中最大的思念就是希斯克利夫。即使其他一切都毁灭了，独有他留下来，我依然还是我。假使其他一切都留下来，独有他给毁灭了，那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陌生人，我再不像是它的一部分了。”
凯瑟琳如此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埃德加“截然不同”，但她还是嫁给了他。
知与行之间是那么遥远。也许，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乖戾，“截然不同”的实现需要很多很多代的努力。简·奥斯丁的贡献是，她在200年前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幸福，对爱情做了崭新的定义。
这让我想起比奥斯丁晚生41年的夏洛蒂·勃朗特，她曾经批评奥斯丁：“她全然不知激情为何物。”这恐怕是严重的误解，有时候，默默地拒绝一种主流的惯性生活，比仰天呼号更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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